一個有風暴的人——談胡冬林的浪漫品格(王學謙)

　　胡冬林無疑是特立獨行、極具個性的作家。這并不是因為他給我們帶來的長白山大森林里的見聞和知識，因為這些知識我們可以從專業書籍中得到，可以從采訪、采風得到，甚至作為一個有求知欲望的游客也可能得到；也不是因為他多次獲得各種文學獎，因為文學獎很多，足以令人眼花繚亂，而是因為他給我們帶來了一種令人振奮的精神，那種深沉的浪漫精神。作家的心靈狀態，也是文學的重要元素之一。文字的背后是一個人。艾伯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把藝術批評主要坐標分為四個元素：作品、世界、藝術家和讀者。如果我們不是僅僅拘囿于那些作品，而是感受他的心靈、性格，然后再從這里出發去品味、思考文學的話，我們就不得不對胡冬林肅然起敬。

　　胡冬林和我們、和許多普通作家沒有什么不同，面部暗黃，毫無光澤，說話聲音也不太響亮，就像他那毫無特別之處的夾克衫一樣，有些灰蒙蒙的平平淡淡的味道。要是在大街上遇見，說他是一個小販兒或者是多年來一直沒有熬上級別的公務員，比說他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更可信。我很難把眼前的胡冬林和那個在大森林里寫作的胡冬林聯系起來。然而，這種鮮明的對比，又仿佛讓人格外感受到了他那種心靈的力量。

　　胡冬林本來是城市人。他出生在長春，是“50后”。他的父親是詩人胡昭，很小就寫詩，被稱為神童詩人。母親陶怡據說是魯藝學雕塑的，那時也是省內頗有名氣的女詩人，出過詩集。網上有胡昭紀念館，有照片和簡短的文字資料。從照片看，年輕的胡昭英俊帥氣，是帥哥，意氣風發。中年的胡昭是那種厚重、質樸的東北漢子，臉龐有棱有角，透露著堅毅的神情。晚年則頗凜然、滄桑而凝重，像是久經風雨的老樹。在反右運動中，胡昭被劃為“右派”。在隨同父親下放改造、插隊落戶的顛沛流離中，胡冬林與白山黑水結下撕扯不開的情緣。大山、森林變成了胡冬林生活的一部分。大自然把它們的生命融入了他的身體和靈魂，成為他生命中最堅硬的部分。這也是他的身體里父親、母親的詩性血液的流淌。胡冬林最初的散文創作就彌漫著濃郁的山野氣息。他無法拒絕山野森林的魔力和頻頻的召喚，不斷回返到那里去。1995年以后，只要有了一點錢，他立刻就鉆進長白山大森林里去。2007年，他干脆把家搬進了長白山下的一個小鎮，過上了近乎山民的生活。他與獵人交朋友，在采蘑菇的老大姐那里聽故事，僅熊的故事就聽了不下百余篇。他爬冰臥雪，聞雪香，辨獸跡，穿林海攀山崖，找到了野狼群唱歌的地方——狼歌臺。他能辨識出許多野獸的行蹤，他接近過許多我們聽說過和沒聽說過的動物，如熊、野豬、星鴉、狐貍、山貓、水鳥，辨識各種蘑菇、植物和昆蟲。多年來，他大致認識了187種鳥類，220種植物，70至80種蘑菇及30多種野生動物及兩棲爬行類動物。他還在山林里找到了一張自己最得意的寫字臺，“一棵直徑1.5米的大青楊的舊伐根圓盤當桌面，4截短原木枯轆擺在四周當凳子，旁邊立一根4尺高的原木，綁上一把灰色遮陽傘，短樹杈上掛著我心愛的望遠鏡和數碼相機。曾有幾個山里人把這里當成打尖的地方(有丟棄的垃圾)，他們離開后，我找到了這里。每次來這兒都心存幸運和感激之情：這里有世界上最純凈的藍天與星空，空氣與河流；有時百鳥鳴唱，有時萬籟無聲；有時花香撲鼻，有時葉落紛紛；夏天有花栗鼠在旁邊偷看我寫字，冬天有紫貂在桌面的積雪中打轉……”

　　沒有哪個人沒有沖動，也沒有哪個作家不心懷著文學之夢，然而，這些沖動、夢想可能隨時隨地就會被磨損、萎縮、干枯，直至消失得無影無蹤，變成一地雞毛。我們顧慮重重、瞻前顧后，沒有能力讓沖動、夢想達到一種熾烈如火的程度，沒有能力讓它們變成參天的大樹、巍峨的高山、無邊的天空、遼闊的原野、洶涌的大海、狂風暴雨、閃電雷鳴。在我們的現實和文化中，有太多的日常經驗和智慧，有太多的聰明，有太多的所謂理性的計算得失的方法，卻缺少黑格爾所說的那種任意的沖動，缺少尼采所沉迷的酒神激情，缺少那種凌空飛舞、獨步高空的特立獨行。然而，胡冬林卻做到了。他是一個有風暴的人。胡冬林在《拍濺》里曾引用因紐特人的民謠：“在遠古時候/人高興變成動物就能變成/動物高興也能變成人/因為我們講著同樣的話語/我們發出同樣的聲音”。他變成了大山和森林，大山森林也變成了他。這種沉迷山林的心性，與其說是“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毋寧說是深入心靈、張揚靈魂�！斑@座森林于我是創作源泉，心靈寄托，神圣之地。這里有世界上最新鮮的空氣，最清澈的水，最美的野花和蘑菇，最動聽的鳥鳴，最純粹的森林音畫……”我想，在胡冬林做出這種投入山林的選擇的時候，在他無數次踏進山林的時候，在他的小屋里創作的無數個夜晚，他的靈魂一定經歷了非同尋常的狂喜和高潮，也一定經歷了無數次對世俗社會的孤獨對抗和狂傲的蔑視，也一定會有昂揚著那種激情四射的冒險意志，生活冒險和文學冒險。與其說他走進長白山是在觀察大自然，毋寧說他在一個更廣闊的世界流浪、求索。

　　據我看來，生態文學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懷有生態責任和生態使命的文學，它關注現實的生態狀況，揭示生態問題，呼呼社會保護生態，保護家園；另一種則更靠近文學，近乎純文學，更關心人性、心靈問題。前者是新興的，后者則非常傳統，比如沈從文等人的創作。但是，兩種類型的根源，都應該是浪漫主義文化。胡冬林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生態文學作家，背靠牢固而正確的生態意識的大山，他似乎更有信心，但是，我寧可將他當成是一個一頭栽進山林的浪漫主義者，生態文學僅僅是更大的浪漫主義文化的一個小小的分支，讓文學承載任何現成的主義，都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而浪漫主義精神卻是文學事業的常青之樹。胡冬林的冒險選擇，更接近浪漫主義的深潭，更像浪漫主義作家的姿勢。在浪漫主義龐大家族中，那些桀驁不馴的作家大都蔑視世俗幸福生活，卻更極端迷戀那種傲然的精神自由。在他們看來，世俗幸福是虛假的，意義匱乏的現實，是捆綁、制約和壓抑個人的枷鎖，它把人拴在乏味、平庸的木樁上，昏昏欲睡，就像一頭傻吃酣睡的家畜，必須打破世俗幸福生活的枷鎖，才能高揚靈魂，創造出價值飽滿的人生意義。在他們看來，真正的生活沒有什么固定的結構，個體生命只能以自己的意志做出選擇。沖動、瘋狂、癡迷等激情，不是魔鬼，而是一種靈感、才能，是上帝賦予那些具有創造力的人的最寶貴的財富，是精英者必備的品性。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浪漫主義勢單力孤，猶如散兵游勇，而現實主義卻像個龐然大物，無所不在。這種情況在當代文學中有所改觀，1980年代以來，浪漫主義像一條地下暗河，悄然流淌，盡管它產生出那么多優秀的作家，張承志是最典型的浪漫主義者，張煒在《古船》之后也變成了浪漫主義者，他的《九月寓言》是“融入野地”，直到晚近的《你在高原》，則具有更濃郁的浪漫風格。如果寬泛地看，莫言也是浪漫主義者，就是先鋒小說潮也可以當成浪漫主義，就是賈平凹也是一種浪漫風格，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們的文壇一直沒有理直氣壯地把浪漫主義變成一種潮流，它仿佛總是含混而朦朧地存在在那里，我們的靈魂仿佛總是無法舒張、飄揚起來。和上述大作家比起來，胡冬林只是小人物，但是，他的靈魂的熾烈也為當代文壇的浪漫主義盡了一分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