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的詩學與“瓶頸”(遆存磊)

■ 《南方的詩學：蘇童、王宏圖對談錄》 ■ 漓江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

　　說蘇童的小說帶著濕潤柔膩的婉曲氣息，想來熟悉當代文學的人多半會認可，而用“南方的詩學”來論述其作品，應有著一種不乏“模糊”的確切。蘇童自撰的創作談得并不太多，《南方的詩學：蘇童、王宏圖對談錄》以對話的形式提供了這位小說家比較完整的創作歷程及美學觀念，顯然于認知蘇童是大有裨益的。

　　訪談中，有一感性的細節挺有意味，當被問到大學畢業后是否曾想留在北方，蘇童截然答道，“從來沒有，我對北方的排斥和不能接受是很奇怪的”。即便現在，他也不太愿意到北方開會，而南方的城市都很喜歡，說不清是什么原因。這讓人想起另一位作家賈平凹，一直住在西安，不愿動窩，甚至不會說普通話(不免給聽不懂陜西方言的記者造成困擾)。如此看來，原因盡管很難道明，但與“地氣”的關聯卻是毋庸置疑的。氣息雖飄渺難以捉摸，一旦落于作家的筆下，我們仍不難體味到。

　　短篇小說《南方的墮落》中曾寫道，“南方是一種腐敗而充滿魅力的存在”，雖不能盡數概括蘇童對南方氣質的看法，但仍是他對南方的一種特異認識。蘇童有兩個作品系列，“楓楊樹鄉”與“香椿樹街”，對此種南方氣質有著淋漓盡致的書寫(若說域外的啟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引導了關于頹敗家族史的挖掘，威廉·�？思{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世系”啟發了對一個地域的連續性寫作)。而奇特的是，蘇童自言從來不認為對南方的記憶是愉快的，而是對它懷有敵意，“選擇的是一種冷酷的幾乎像復仇者一樣的回憶姿態”。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如《1934年的逃亡》、《罌粟之家》等作品為何會有揮之不去的陰郁的底色，即使《妻妾成群》、《紅粉》等另一類小說亦遠離明快。此種回憶的姿態連接著其形成的對世界的看法，“生命充滿了痛苦，快樂和幸福在生命中不是常量，而痛苦是常量，我傾向于苦難是人生的標簽這種觀點�！碧K童生活的時代已然沒有類似于《紅樓夢》中頹敗的大家族了，自然他出生與成長的家庭也非如此，那其作品中的頹敗感或憂郁氣質，事實上是蘇童自己釋放而出的。所處地域的環境浸染，與生而來的氣質與后天形成的人生觀及小說家的想象天賦，構成了他的南方的詩學。

　　蘇童是一有天賦、具靈性的小說家，有論者說，“他在意象上下工夫，那種擬舊的氣息、夢幻的色調，那種潮濕而灰暗的氛圍，那種欲望的宣泄和心緒的波動，都像水一樣在小說中流淌”。蘇童的才能是天生的，如此高超的“調色”手段在他那里渾然天成，毫不費力，若有模仿者，恐怕只能跌跌撞撞，笨拙尾隨。不過困境亦隨之而來，藝術稟賦優異的蘇童意欲投向對現實的關注，是一種自發的突破與轉型，但不斷遭遇“硬扭”的不適感。如長篇《蛇為什么會飛》、《河岸》，蘇童將自己的筆觸落到了現實與時代的實體之上，固然用心之處為我們所見，但卻丟失了那個往日的蘇童，氤氳的氛圍消失了，文本間的空靈亦喪失殆盡，反而笨拙的地方比比皆是。

　　這是一種藝術天賦與實際創作間的沖突，糾結而無奈。事實上，蘇童的文學直感是少見的，而這種感覺是意象式、“色塊”式的，更適用于短篇小說，而非長篇。我們看蘇童的短篇，大多都閃著光澤，精煉而充溢才情，實在很好；而讀其長篇小說，時時有拖沓之感，那種藝術靈性的韻味愈往后面讀愈加稀薄，讓人好不失望。這源于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在結構、節奏、敘事方式上的大不同，蘇童的才情在于前者，而非后者�？勺骷业那鼜囊彩且患�可嘆的事情，畢竟我們這個時代對小說家的看法是，沒有長篇小說似乎是“丟份兒”的，不稱職的，有意無意迫得作家們都以寫長篇為自己天然的職責，何苦？蘇童寫短篇是藝術的享受，從容而優雅，但寫長篇就難說得緊，深深地吸口氣，做好一年半載艱苦付出的準備是必然的。而他每隔三四年拿出一部長篇來，不知有多少心理的煎熬？《黃雀記》是最新的一部，看得出，較之《蛇為什么會飛》、《河岸》，蘇童在努力平衡自己的創作才能與現實書寫之間的“蹺蹺板”，也的確改進了不少，部分恢復了原有的優勢。不過出現的問題還是“老”的，即感性的、意象式的藝術手法放置于長篇小說中，總是產生不適感，故事難以推進，即使有進展亦非自然而然行進的，有被作家硬性安排之感，現實的生活在書中時時出現非真實、非邏輯的細節，這是藝術手法與文本形式的矛盾。

　　這樣看來，蘇童的詩學與其遭遇的“瓶頸”是息息相關的，一個小說家的不滿足或曰進取大致如是。自然，作家謀求轉型、突破自我是一件好事，不過藝術實踐也要建立在自己天賦的才情之上，否則會造成不必要的扭彎與不適。唯望蘇童的創作實踐，能夠找到絕佳的平衡點，散發出獨特的南方詩學韻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