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謝冕先生聚餐(張志忠)

　　那天和謝老師的聚餐是老孟召集的。近些年來，我們一幫弟子，每年都會召集一處和謝老師吃飯，說起來是盡弟子之禮，但我的內心深處認為，也許只有在這樣的場合，我們才可以肆無忌憚地放縱一番吧。在老師面前，我們永遠是學生，也能夠永遠保持學生般的純真情態，能夠回味少年般的情懷。

　　杯中酒頻頻舉起，酒酣耳熱之際，大家照例會講起各種各樣的趣聞逸事。在那天的酒桌上，就講了6個和謝先生有關的故事：

　　第一個轉述的是一位不在場的學友的故事(這位來自河南鄉村的學友，14歲就考上了北大，這恐怕是一個很難被超越的紀錄。網上說，他當時正在黃河邊上放羊，忽然有人趕來告訴他，你考上北大了，興奮至極的他，一揮手把放羊鞭子扔到了黃河里。我曾向他求證，他說這個故事前半段是真的，而把放羊鞭扔進黃河則是“合理想象”)。他在北大讀書的時候，雖然人在圖書館系，卻是個文學青年，寫了很多詩歌，想請謝老師指點一下。于是，他來到北大西門對面的蔚秀園，向一位女老師詢問謝老師的住處。女老師問道，你找謝老師什么事��？他說，要請謝老師指點詩歌。女老師說，那你給我吧，我給你帶去。原來她是謝老師的夫人，是我們敬愛的師母。

　　第二個故事是老孟講的。老孟和謝老師一道去中文系辦公室，謝老師要去取郵件。作為文學研究的泰斗，先生每天都會收到很多報刊和書籍。管理郵件的老師非常細致，把謝老師的郵件扎成一捆一捆的，分量也便于手拎。中文系那么多老師，有幾人能夠受到這樣的尊重呢？

　　第三個是師母講的。謝老師前一天感冒了，拿東西手都發抖。師母害怕他當天無法到場。但先生自有辦法，他吃了自己給自己開的藥，早晨又進行了長跑，很快就恢復了。此時，他正神采奕奕地和我們一起干杯呢。

　　第四個故事是一位女士講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有人給她介紹朋友，是在北大讀研的張生。張生告訴她，自己的導師就是謝老師。正好張生的桌子上，擺著一本謝老師剛剛出版的《共和國的星光》，還題著“張生惠存”的字樣。這位女士雖然不學文學，卻是個鐵桿的文學粉絲，對先生的文章非常癡迷，也是“一時糊涂”，以為有其師必有其弟子，就和張生好了起來，兩人至今恩愛有加。

　　第五個故事的兩位當事人都在場，我則是見證人。1999年9月，恰是農歷的八月十六，在武漢大學開學術會議的一群人，泛舟東湖。明月在天，亦在湖心。東湖波光粼粼，許多年輕大學生在湖邊放河燈，遠遠近近的水面上星星點點地閃爍著燭光。會議的東道主邀請我們在東湖泛舟。我本來和先生上了同一條船——本心是為了就近照料一下先生，可是因為上這條船的人比較多，我就換了另一條船。同時在這一條船上的，還有田生和已經故去的程生。據謝老師講，東道主本來安排了一個女博士照顧他。但是一下船，該女生就被田生和程生“拐”到城里喝咖啡去了。先生感慨，“商場無父子，情場無師生”。這當然是打趣。田生急忙澄清說，那個女生是沒有追上謝老師，才和他們一道去消遣的。真是現實版的“羅生門”，給我們的飯桌增添了諧謔的氣氛。

　　第六個故事，是田生講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一個學術會議上，年方21歲，在學術上追求前衛的田生——他的前衛導致他的碩士學位論文令他的碩士導師連說讀不懂，他的博士論文讓他的博士導師也大搖其頭——以現代西方文論為武裝“大放厥詞”，并提出“新概念漢語”。在場的許多年長學人不以為然，謝先生卻聽得很認真，還不時做筆記。謝先生也許未必就接受了他的“新概念漢語”，但先生對于新知的熱情，不僅超過了很多同齡人，也讓我們這些晚生自愧不如。

　　那天聚餐的十余人，一共喝掉紅酒一瓶，茅臺、五糧液、水井坊各一瓶，都是大家各自帶來的。如果不是謝先生離席較早，恐怕那幾瓶黃酒、日本清酒和歐洲的雞尾酒，也“難以幸免”吧。

　　(作者為評論家，首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