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小說興起的內生動力(何軒)

　　晚清中國面對3000年未有的“西方外來現代性”的沖擊之變，其文化轉型的動力來源于哪里？是外來的，還是內生的？何光水的新著《儒家文化與晚清新小說的興起》以梁啟超小說功用觀為中心具體探討了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中國性”這一學術問題。

　　該著在第一章以“百年時段為視野”對中外學界關于晚清新小說的興起的研究進行了歷時的梳理與綜合反思，認為晚清新小說的前沿研究有兩條路徑：一條是普實克－米琳娜·杜駱鍥駱娃·維林吉諾娃－陳平原－袁進，另一條是夏志清－李歐梵－韓南－王德威等。前者從晚清新小說的文本形式入手，發現晚清新小說與中國文學傳統存在內在聯系；后者從晚清新小說作品主題情調入手，探討晚清新小說的“現代性”與前此的民族文學傳統的歷史關聯。

　　該著第二章從“千年長時段視野”首次梳理了儒家文化與傳統小說功用關系的變遷，以此凸顯了儒家文化與晚清新小說興起之間的歷史文化背景，認為儒家文化與傳統小說的功用關系，在從公元1世紀到19世紀末期的近2000年的中國宗法專制社會里發生了結構性的位移。這種位移可以從傳統中國社會的主流觀念和日常生活兩個方面得以說明。從傳統中國社會的主流觀念來看，在從漢代班固到清代紀昀的歷代史家撰寫的藝文志典籍中，儒家和小說家在傳統“子部”知識系統中分別處于首位與末位。這種定位的不同，在正統史家看來，是基于它們負載的思想觀念的功用大小不同。儒家承載的是所謂的“大道”，在“道”知識系統中功用“最高”，小說家充當的是“小道”，是對“大道”的補充。儒家文化成為傳統宗法社會的主流文化，處于主導地位，支配影響著傳統小說；傳統小說成為傳統社會的邊緣文化，為了生存，小說家自覺地向儒家靠攏、求同。儒家文化與傳統小說功用關系的這種定位與定性，在19世紀末期發生了悄然的變化。這就是傳統的中心——儒家文化日益黯淡，傳統的邊緣——傳統小說日益顯赫；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曾經的“小道”小說，具有了取代儒家文化“大道”的功用。相反，儒家文化需要借助小說的形式發生作用。小說在借用中獲得“獨立”的文化身份。在19世紀末康有為的觀念里，儒家文化和傳統小說功用關系的這種歷史性的位移，在傳統中國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從傳統中國的日常生活來看，儒家文化雖然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被確立為主導文化，小說相應的被看作“閑書”文化。但是，小說由于其根植于民間的鮮活性，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反抗主流儒家文化。中國小說在漫長的宗法社會，對儒家文化的態度是“以同一求生存，以反抗求發展”。其反抗的策略具體來說，就是以“異”反“�！�，以“情”抗“理”，以“泄憤”反“代言”，以“俗”反“雅”。

　　論著《儒家文化與晚清新小說的興起》最大創新之處是，以梁啟超小說功用理論與實踐為個案，探討了儒家文化與晚清新小說的興起之間的關系，揭示了儒家文化在中國文化由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內生動力。

　　該著在結語部分對梁啟超小說功用觀從三個層面進行總結歸納。第一個層面是指小說作用于個人心理層面(如私德、思想、精神、信仰)，具體表現為小說具有滿足個人認識自我與超越自我的功能。第二個層面是指小說作用于社會心理層面(如社會公德、風俗、民族心理)而產生的社會影響，具有傳統文論所謂的勸懲功用。第三個層面是指小說作用于政治意識層面。

　　該著認為，梁啟超關于小說功用的三個層次結構觀點，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的人格追求同構，即兩者都顯示了由內心道德修養入手而致力于社會政治之用的外在追求�？梢哉f，儒家文化從心性出發，通過道德修養、人格完善之途，去達到“經世濟民”的外在之用的思維方式，決定了梁啟超小說功用觀的出發點和歸宿，形塑了梁啟超小說功用觀的三個層次結構。而儒家文化“內圣”與“外王”固有的矛盾，也影響到了梁啟超小說功用觀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不一致。

　　該著進而指出，梁啟超關于小說功用的學理之用與現實之用的不一致，昭示了晚清現代新儒家的困境。以梁啟超為濫觴的現代新儒家，面對晚清民族國家危亡的政治局面，試圖借助傳統儒家文化的更新，融合世界先進文化，重鑄我們民族新文化，來挽救危亡的現實政治局面。在這種背景下，晚清“新小說”經梁啟超的倡導和推行而迅猛興起。晚清新小說的興起，與其說是小說之體的興起，不如說是小說之用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