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忘卻的青春記憶(趙磊)

——關于楊沫和她的“青春三部曲”

經典作家之楊沫篇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1958年，楊沫因《青春之歌》而得大名。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以青年女性為中心的知識分子小說，《青春之歌》的問世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但同時，作為一部蘊含著復雜文化內涵的成長小說，其引起的巨大轟動卻喻示著時代的必然。

　　從作家主體上說，歷經延安整風、思想改造、文化批判運動，絕大多數作家對描寫知識分子顧慮重重，而楊沫解放前在冀中革命根據地工作，受延安整風 影響不大，解放后又因工作與疾病問題，甚少與文學界接觸，遠離思想斗爭風暴中心，精神上未受到巨大沖擊，自1951年9月開始創作《青春之歌》以來，一直 按照自身豐富的青春記憶和熾熱的情感寫作，這是屬于楊沫個人的特殊境遇和條件。從時代角度看，自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工農兵成為 文學的主角，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能是待改造的對象，如《我們夫婦之間》中的“我”就成為被批評的負面典型，知識分子題材成為創作“禁區”。楊沫1955 年4月完成《青春之歌》后即向中國青年出版社投稿，然而編輯卻因題材的敏感性將其束之高閣，1956年“雙百”方針發布，1957年黨加大知識分子改造力 度，青年教育問題受到特別關注，在此背景下，《青春之歌》恰逢其時，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后文學界以“階級斗爭為綱”，知識分子成為被 打倒的“臭老九”，《青春之歌》也在“文革”中被定為“大毒草”，近20年間知識分子題材無人問津。由此觀之，《青春之歌》的問世，屬于作家和時代的特 例，充滿命運的偶然。

　　然而，這部偶然問世的小說所引起的巨大轟動和深遠影響，卻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小說作為民族靈魂的秘史，在現代中國經歷了幾個階段，五四時期的個 人寫作反映的是啟蒙文化的新變，1930、1940年代抗戰文學顯示的是救亡文化的興起，1950年代之后的革命文本象征的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遠景，《青春 之歌》正是從知識分子成長角度折射了民族文化的變遷史，隱喻了歷史轉折期的精神走向，從而成為時代經典和文化界碑。

　　首先，《青春之歌》是一個啟蒙性的文本。它呼應了胡適《終身大事》中提出的個人解放問題，知識女性林道靜反叛了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離家出走， 尋找自由的青春，后在她走投無路、投海自盡之時，余永澤及時搭救，以“騎士兼詩人”的形象出現在林道靜的生命當中，給了林道靜心靈的安慰和愛情的甜蜜，開 始了一段安定美好的生活。這種“英雄救美”、“才子佳人”式的敘事模式，既繼承了“鴛鴦蝴蝶派”的傳統文學寫法，又體現了現代啟蒙思潮影響下個人自由、女 性解放的文化命題。

　　其次，《青春之歌》是一個救亡性的文本。它回答了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中國社會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時代課題，林道靜、王 洪斌、王曉燕、李槐英等不同思想類型的人物響應黨“團結一致抗日”的號召，拋棄了個人的封閉生活，選擇投入抗日的救亡洪流。人物生活道路與心態的轉變，隱 喻了現代文化的歷史轉向，關注個人的啟蒙文化必然向注重國家、民族的救亡文化轉變，結尾共產黨領導、廣大階層參加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游行示威 運動，以轟轟烈烈的斗爭場景預示著民族的覺醒和新生。

　　最后，《青春之歌》是一個階級性、革命性的文本。它進一步回應了魯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樣？”這一深刻的文化命題，如果說《傷逝》凸顯的是子君 “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生命悲劇，《莎菲女士的日記》反映的是莎菲進入社會后彷徨、孤獨，不知向何處去的虛無感，《青春之歌》表達的則是林道靜在盧嘉川、 林紅、江華引導下最終走向革命道路，成長為崇高的革命主體，新時代的“娜拉”終于找到了個人的安身立命之處，融入革命的集體。這是《青春之歌》的主導話 語，是革命文化成為現代文化主流的絕佳寫照。

　　《青春之歌》不僅表現了個體的精神嬗變，而且顯示了現代文化的歷史走向，不僅滲透了楊沫個人的青春記憶，而且隱喻了民族和革命的青春，塑造了一 個鮮明的“青春中國”形象。文化領導者由此看到了革命話語對知識分子的主體建構作用，看到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景，新時代青年看到了一代知識分子浪漫的 革命情懷、激越的青春體驗，老一輩作家看到了自身生命道路的曲折與新生，喚起了對革命斗爭生涯的深切回憶，不同群體都從中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文化圖景， 《青春之歌》獲得社會各界的熱烈回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情感敘事與生命邏輯

　　那么，《青春之歌》中的啟蒙話語、救亡話語與革命話語是如何統一在一起的？這種文化重構是如何實現的？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再解讀：大眾文藝 與意識形態》一書為代表的解構思潮以來，研究者大多認為這是革命意識形態控制和政治權力規訓的結果。然而，這依然是一種政治性的闡釋思路，沒有深入《青春 之歌》的深層結構和內在肌理：文本隱含著一條情感線索，以情感敘事為核心的生命邏輯才是融合、重構上述文化話語的真正動力與核心要素。

　　與其他成長小說以“思想邏輯”建構為中心不同的是，楊沫以自身的青春記憶寫作《青春之歌》，以人物的生命體驗展開文本的敘述邏輯，而情感是其中 的關鍵詞。林道靜童年生活不幸，青年時代為反抗封建包辦婚姻離家出走，獨自尋找個人的新生命，儼然是另一個“娜拉”。余永澤也是作為啟蒙者的形象出現的， 他以其英雄的行為、浪漫的情懷、詩意的語言贏得了林道靜的好感，兩人相愛同居，甜蜜生活，五四時期的啟蒙神話似乎重現。然而，久而久之，余永澤的男權中心 意識和保守的文化心態暴露出來，兩人的生存體驗與生命追求出現分歧，愛情已無所附著。情感既然疏離，分開在所難免，啟蒙話語的虛妄性、啟蒙文化的悲劇命運 由此顯現。這一段情節與楊沫本人的青春經歷頗為相似，充滿了濃厚的“自敘傳”色彩，滲透了楊沫自身難以忘懷的情感記憶，小說將林道靜面對余永澤欲走還留、 徘徊感傷的心理狀態刻畫得入木三分(這在1958年初版本中表現得異常鮮明，在1960年再版本中有所削弱)。

　　林道靜走上革命救亡道路，也是遵循著情感敘事的生命邏輯展開的。在與革命者盧嘉川的交往過程中，林道靜被盧嘉川“高高的挺秀身材”、“聰敏英俊 的大眼睛”、“和善的端正的面孔”以及革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所吸引，在盧嘉川的啟發下，面對廣闊的世界，拋棄平庸的自我，重新發現生命的意義。楊沫以其 女性的細膩、敏感，傳神地描寫了林道靜對盧嘉川愛慕敬仰、欲說還休的心理活動，體現出一種鮮明的浪漫主義情懷。林道靜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抗日救亡的追求便 在這種情感的鋪陳中順理成章地完成，從一個對自身不幸命運的個體反抗者轉變為著眼民族社會的革命救亡者，救亡與革命文化就在這種浪漫的情感書寫中建構起來 了。作者將林、盧二人的愛情升華到純凈無瑕的夢幻境界，縱使盧嘉川在獄中死去，也始終是林道靜內心深處無法抹去的情感印記，據楊沫兒子老鬼介紹，楊沫與革 命者路揚有過一段美好卻沒有結局的愛情，“小說中的盧嘉川，就是母親懷著對一個前線戰友的深情，對一個永遠不能在一起的人的愛，用最真摯的感情塑造出來 的�！庇捎诹�、盧二人的愛情書寫滲透著作者的生命體驗，寫來便細致入微、情真意切、刻骨銘心。

　　在林道靜的成長過程中，共產黨員林紅的作用不可或缺。監獄成為靈魂搏斗的戰場，林紅以頑強的意志面對敵人的酷刑，以濃烈的情感回憶逝去的愛人， 以崇高的信仰迎接生命的最后時刻。這一切極大地沖擊著林道靜的情感世界，革命精神在內心的震顫中生長，情感在斗爭中升華，革命的價值與意義再次呈現。

　　在文本的情感線索上，林道靜與江華的愛情敘事是其中的關鍵環節。林道靜在樸實、深沉、干練的江華指導下開展農村階級斗爭、學生運動，對其充滿著 敬重與信任。面對江華的愛情表白，林道靜經歷情感的掙扎與震蕩之后，選擇將對盧嘉川的愛深藏心底，出于對江華的道德感情，兩人結合在一起。這是小說最具張 力的情感書寫，具有極強的象征意味，林道靜擺脫一己之念和浪漫心態，聽從革命倫理的召喚，接受了江華，以情感抉擇的方式將自我融入革命，實現了生命的蛻 變，小說知識分子靈魂改造的思想指向由此完成，革命文化的主導地位最終確立，結尾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運動成為確認林道靜成長的宏大儀式。

　　《青春之歌》正是以情感話語貫穿全篇，以此為原動力和線索推動文本進展，小說蘊含的啟蒙文化、救亡文化、革命文化因子在生命更新重構的邏輯鏈條 上緊密結合、相輔相成、遞進轉化，完成了現代文化的轉向。這正是《青春之歌》的特異之處，當其他小說以黨的理論、方針、政策構造革命英雄和階級斗爭情節之 時，楊沫獨辟蹊徑，以一種反潮流的先鋒姿態，將各種復雜的文化語碼編織在人物情感的密網之中，以生命的體驗和價值的追問為依歸，抒發了歷史變遷過程中一代 知識分子的青春激情，把握了轉折時代的文化脈搏，塑造了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革命情感，成為影響一代人的經典文本。

　　革命的時代辯證法

　　《青春之歌》獲得的巨大成功(發行數百萬冊、翻譯成18種文字、改編成電影、為作者帶來盛名等)，對楊沫的創作道路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繼續書寫 革命的“青春記憶”成為其一生的寫作心愿，創作《青春之歌》續集，成為縈繞在楊沫心頭的最大問題，雖歷經病痛纏身、“文革”沖擊、時代變遷，楊沫依然不改 初衷(從《自白——我的日記》中可見，楊沫對此念念不忘，不斷構思續集的情節、結構)。

　　1986年楊沫出版《青春之歌》姊妹篇《芳菲之歌》，以作者青年時期的抗戰經歷為基礎，以知識女性柳明為主角，以柳明與革命者曹鴻遠的愛情為中 心，展現抗日戰爭時期革命知識青年的成長過程。這部小說沒有擺脫《青春之歌》的敘事模式、人物關系設置和思想走向，青春記憶、革命情懷依然是其中心話語， 未有任何新鮮因素。在小說結尾，作者還特意讓化名巖烽的盧嘉川與化名路芳的林道靜重逢、相認，這段略顯游離的情節設置顯然是作者為了連接《青春之歌》的有 心之舉。

　　1990年，楊沫終于一償夙愿，出版了《英華之歌》，正式接續了林道靜、盧嘉川、江華、柳明、曹鴻遠等人的情感故事，從而與《青春之歌》《芳菲 之歌》一起構成了“青春三部曲”。在這部小說中，一方面，作者以激越的心態緬懷了抗戰的青春歲月，全景式描寫了冀中分區軍民浴血奮戰、抗擊日寇與國民黨反 動派的動人事跡。小說出現的新因素是對革命曲折進程進行的真實揭示，全面表現了抗戰期間黨內以肅清托洛茨基派、清除特務的名義開展的左傾清洗運動，這體現 了楊沫作為一個革命作家敢于審視歷史、追問命運的勇氣。

　　另一方面，《英華之歌》延續了《青春之歌》以情感話語為中心的生命敘事形態，將林道靜與盧嘉川、江華的感情糾葛作為文本的主線。在《青春之歌》 中，盧嘉川在獄中犧牲，當江華向林道靜表白愛情時，“這個堅強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將要變成她的愛人嗎？而她所深深愛著的、幾年來時�？M繞夢懷的人， 可又并不是他啊……可是，她不再猶豫。真的，像江華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熱愛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絕這個早已深愛自己的人呢？”林道靜對江華的 感情是源于革命倫理的“敬重”之情，不同于對盧嘉川的源于自然情感的“愛慕”之情。而“敬重這種道德感情的特點便根本不是快樂；相反，它還帶著少量的痛 苦，包含著強制性的不快�！绷值漓o帶著矛盾痛苦的心情接受了江華，這種情感敘事維護了文本總體的革命性，卻也留下了個體自然情感的裂痕。

　　楊沫對這種裂痕心知肚明，為彌補缺憾(同時也是楊沫自身婚姻不幸造成的情感補償心理使然)，在《英華之歌》中，作者讓盧嘉川以偶然的方式復活， 將林、盧愛情置于中心位置，極力渲染兩人愛情的純潔、崇高與無私，為突出兩人愛戀的正當與神圣，作者將已是林道靜丈夫的江華塑造成自私、冷漠、僵化、保守 的左傾人物，在“肅托”運動中制造不少冤案，并最終為自己對敵人的輕信付出了死亡的代價，在結尾悲涼凝重的氛圍中，林、盧二人終于再續前緣。

　　可以說，《英華之歌》是楊沫晚年對其革命歲月的一次激情回顧，是對《青春之歌》的隔代回應，作者的慷慨悲歡、青春無悔盡皆融入其中。然而，歷史 的吊詭之處在于，在新的改革時代，歷經西學東漸、文化嬗變，曾經神圣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革命文化成為被審視、拋棄的對象，一代人的革命“青春”已成歷史 的沉重記憶，啟蒙主義、審美意識形態、現代主義思潮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主流，對政治陰暗面的暴露無法獲得官方的認可，正統的革命敘事又不能獲得社會的青睞 (只要對照一下《芳菲之歌》《英華之歌》的反響平平，而同時期寫抗戰的《紅高粱》引起的巨大轟動就可知曉)，對林道靜與盧嘉川革命愛情的封閉性展示多少影 響了《英華之歌》的獨立性，陷入《青春之歌》的敘述框架之中。楊沫始終沉浸在《青春之歌》的世界里，無法回應新時代的文學、文化命題，“記憶書寫”成為她 面對新世界的姿態，隨著革命時代的消逝，革命作家的時代也隨之終結了，勤奮的寫作、嚴肅的思考，換來的只是對自我生命的安慰。

　　于是，對于作家楊沫來說，她的文學青春一直停留在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