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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詩史研究的力作(石玲)

    ——評王小舒《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

    http://www.rjjlock.com 2014年07月08日09:42 來源:中國文化報  石 玲

      

      王小舒先生70余萬字的學術著作《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2012年6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作是繼嚴迪昌先生《清詩史》、朱則杰先生《清詩史》之后又一部清詩史研究的力作。與前出同類著作相比,該著具有新的特色與開拓。

      眾 所周知,清代是中國最后的一個封建王朝,清代詩歌處在封建時代詩歌的最后階段,在題材、體裁、風格等方面既集歷代詩歌之成,呈現出復古融和的一面;又是向 近現代過渡的重要環節,呈現出求新求變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在繼承融和中又有新變。對此,王小舒先生在該卷《后記》中說得很清楚,該著作一是關注清詩與 前、后代詩歌的傳承關系,二是重點展示清代詩歌揚棄模擬式復古、走向集成并自成體貌的發展軌跡。這是貫穿整部著作的大思路,“史”的意識很鮮明。應該說, 這個思路抓住了清詩發展演變的特征與軌跡。

      這樣一個大思路、大視野,不再僅僅著眼于清代詩歌流派與詩人宗唐、宗宋的具體問題,而是在更廣闊、更深入的層面上探究清詩的融通變革,畢竟唐詩、宋詩也是在繼承因革中發展生成的。

      譬 如,在論述王士禛“神韻說的三部曲”時,就將“神韻”二字溯源到六朝時期,回顧了從六朝到明后期甚至清初的演變,很有史的縱深感。因此,《中國詩歌通史· 清代卷》與以往同類著作相比較,通史的意識更強。在研究清詩發展演變時注重詩歌發展的縱向傳承,具體表現在往上追溯清詩對明代詩風的因革,同時也注意到了 不同地域詩人群體不同的狀態,從中追尋詩歌由明入清的發展軌跡;往下則一直延伸到辛亥革命時期,將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納入研究的范圍。這樣既有利于仔 細梳理清詩與前、后代詩歌的傳承遞轉關系,同時也能夠更完整地勾勒出有清一代近300年詩歌的發展面貌。

      不僅如 此,作者更以史的高度雄視時代思潮的起伏跌宕,如第六章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袁枚與性靈派的崛起,揭示其近代性質,并論及性靈思潮中“揚州八怪”的呼應 (著作中主要涉及鄭燮)與性靈派陣營中創作力量的廣泛構成,在其后的第八章“清后期融通變革的詩壇格局”中論述到作為新、舊時代紐結的龔自珍時,在強調他 是新時代的預言家和新思想的啟蒙者的同時,也仍然注意到了他是性靈派的傳人、在精神上標榜“童心”的另一面。

      《中 國詩歌通史·清代卷》采用了廣義詩歌概念。具體說來,就是將清代詩歌、詞、散曲、民歌等韻文形式統統都納入研究的視野,而不像以往那樣只研究嚴格意義上的 詩歌。當然,陸侃如、馮沅君先生的《中國詩史》也曾采用廣義詩歌概念,卷一、卷二講論的是詩歌,卷三“近代詩史”部分講論的是詞、散曲以及小曲歌謠,但該 著作的特點是講論詞、散曲以及小曲歌謠等“近代詩”的各種形式(形態)時,并沒有關注同一時期詩的這種形態。因此,將廣義詩歌的各種形態進行整體觀照應該 說是一個創新,畢竟在詞、曲出現后詩歌這種形式依然存在,而且還相當興盛。這種整合的處理不僅打通了韻文的各種體裁,在史的框架中橫向觀察它們各自的成長 狀態,更有利于尋求時代文化觀念與文化潮流的作用與影響,而且還能將目光投射到文人與民間這樣兩種不同的創作力量,揭示雅、俗不同的創作面貌,呈現廣義詩 歌發展的整體生態。尤其要指出的是,將民歌納入研究視野不僅是研究范圍與研究對象的問題,更是一個研究觀念的問題,我們的詩歌史不是文人詩歌史,民間的詩 歌創作同樣需要我們關注。

      《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在內容上有新的拓展。作為長期生活于北方的學者,王小舒先生 注意到一些學界不曾重視的北方詩人,尤其是北方遺民詩人。中國古代遺民詩歌,以宋元之際、明清之際這兩個時期最為活躍,尤以明清之際的詩歌更為突出,它不 僅是前代詩歌的悲壯結束,更是新朝代詩歌的輝煌起點,遺民詩歌是清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在創作成就上、還是在清詩發展進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清代卷的第一章“遺民作家對明代詩風的因革”的“申涵光、傅山及北方詩群”一節對北方遺民詩人、詩群用不少筆墨加以述論。譬如,對“徐夜與山左詩人”的論 述。山左遺民詩人是一個數量可觀的群體,但由于資料散佚等原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王先生廣泛搜集有關詩集與資料,對山左遺民詩人張光啟、張爾岐、王象 晉、徐夜、張實居、徐振芳、趙士喆、董樵、姜圻、姜埰、姜垓、宋繼澄、宋璉等進行了介紹,并重點論述了徐夜等成就較高、影響較大的創作情況,較為全面地描 述了山左遺民詩人群體的構成、成就與影響。還有,王先生用了相當的篇幅論介申涵光(河北人)的創作。為什么說是拓展?此前嚴迪昌先生的《清詩史》用五章篇 幅論述遺民詩人與詩群,北方只有傅山及秦晉詩群,附論中兼及河朔詩群;朱則杰先生《清詩史》遺民詩人占兩章,對北方詩人詩群只簡單提及,基本沒有展開論 述,在“遺民詩界的璀璨群星”中并不起眼。

      當然,《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的創獲與開拓并不僅僅體現在上述方面。與此同時,它也存有個別不足之處。譬如,第九章 “晚清的詞壇和散曲及民歌”中所論散曲和民歌并非只限于晚清時期,在時間界定上不夠準確,與章目不十分吻合。

      總之,王小舒先生的《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既博采眾長,吸收學界研究的新成果,又有獨到的思考與視角,體現了清詩史研究的新高度、新水平,是清詩史研究的一部嶄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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