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視界和文學的表現(黃毓璜)

——讀報告文學《國家情懷》

　　裔兆宏是我早年就熟識的文友，如今，其報告文學、電影腳本、長篇小說等各類文體的作品已積得十余部，在數額和分量上占了重頭的是報告文學。這決定了他雖定居南京有年，實際上卻常年奔走于各方——他不是一個滿足于一般性“采訪”的作家，必得對書寫對象有過包括歷史、現實諸多關系的全面認知、有過“登點”式的深度體驗并透切思考然后動筆。數月前，讀到他新近推出的《國家情懷》，以為很能夠代表其寫作的態度和風格，并能夠從一個方面對報告文學的寫作有所啟示。

　　《國家情懷》如副題“援疆‘霍城模式’啟示錄”所示，寫的是無錫(主要是所屬的江陰)跟新疆(主要是所屬的霍城)之間的特定關聯和動人系結。

　　我在無錫有過數年的居留，知道當地人很認可歷來就有的關于“江陰強盜無錫賊”的戲說，當地人聽起來都會心一笑，蓋因大家明白這指的是他們“會搶時機”的“厲害”和“長于算計”的“賊精”。歷史地理人文包括其對人的提供和造就，使無錫富甲一方、使江陰號稱過“天下第一縣”，原有其內在的必然性；新疆呢？由于歷史的諸多酷烈，由于地處要津的邊陲，在這方富于資源、山川美麗的土地上，勇武的新疆人，醇厚樸實的霍城人，長期處于閉塞貧窮之中亦在所難免。江陰跟霍城在援疆的題義下的“結成對子”，就無異十分相宜的“天作之合”了。

　　我愿意先自指出的是，這部長篇報告文學的顯著特點，在于宏觀意識下對書寫對象的整體把握。作者在他的具體描述中，體現的不僅是通常所說的兩個區域“一幫一”的具體事實，而是以開闊的視界和全局的觀念，把援疆置放在省際關系的背景上，置放在國家戰略的背景上，置放在國際關涉的背景上，置放在歷史人文、地理人文以及民族心理、民俗風情的背景上加以融會貫通的表現。因之，讀這本長篇報告，總是會從“小事件”想到“大故事”，不僅會想到東部與西部不平衡的國情，想到中央有計劃、有部署的“工程”，想到“共同富�！钡拿篮迷妇耙约安恍概�力；更會時時意識到為作者明確提起了的關涉國家情懷、復興大業的高遠思慮和深長品位，包括一個國度的跨越發展和整體強大，包括一個大國的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包括深化改革的具體進程以及國家長治久安、社會持續進步、人民日趨安樂的終極目標一類重大題義。這應該是援疆舉措的終極意義所在，也應該是這部作品為當下報告文學的創作如何強化主體性、思想性、如何抵達現實底蘊并接通時代脈動作出的一種啟示。

　　毋庸置疑，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離開了真實，那只能是欺世滅文的“偽報告”。但是，真實通常不是裸露的，不是表象的，正是借助作家極力拓展的開闊視界，借助充分調動的能動思考，作品在真實性上相當成功地實現了超越局部的整體把握，超越浮表的內在把握，超越現象的實質把握。

　　讀者不難發覺，《國家情懷》中時不時就會有些數額、數字、數率從字里行間特顯出來。裔兆宏跟我聊起過，有時不借助“數”，讀者會心中無“數”，不能說明特別是不能從比較上說清問題。他說，鑒于有些相關的歷史原因，涉及數據，自己都要在認真考核上力求不失其真。對于向來較真的他，我無由懷疑，更不會懷疑我大體知情的那些現實俱在的、可以想見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實性。

　　據實而言，在自己的閱讀習慣上，歷來不甚看好文學作品中帶上許多數字，并以為這通常會成為文學作品的一種忌病。奇怪的是，讀這部作品恰恰感到它們對我理解作品幫助很大，不是指那些數據具體顯示了援疆的力度、廣度以及成效、成果等等；我是指在作者筆下，借助一些必要的數字和相關細節，讓我更有效地看到了、理解了、掂量出了那些數字后面的“人”——那些數字負載了、透視出的是人的關注、情感的關注、精神的關注。惟其如此，作品才不只對讀者有所訴告，更能使讀者有所感動有所提升。比如，前面提到的對于無錫人江陰人的那句戲說，以往只是從“智性”一面理解其機智、精明的“厲害”，作品的具細描述，更讓我從“心性”的層面領略到援疆者另一方面的“厲害”，領略其人性光芒的另一面——就像維族同胞體味到的那樣，援疆干部的工作是“五加二”(指無休息日)，是“白加黑”(指夜以繼日)。作品寫出援疆人的智慧和能力，更寫出那種為一種崇高目標而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這是一種境界，一種人格的力量，也是一種形成普遍影響的人生態度和激勵奮發自強的精神支援。

　　對于時下的報告文學作品，多有“有報告而無文學”之論，大體是批評報告文學對于文學對象、文學性能的忽略。裔兆宏的這本《國家情懷》有異于此，事實上，認可這部作品的文學性，正是因為其始終在紛紜的事件中突顯了作為文學主要對象的人，突顯作為文學重要性能的精神指向。一部《國家情懷》中為數眾多的“群像”，一撥撥單位及個人投注的資金，一批批自愿背井離鄉的援疆干部，一個個深思熟慮的輸血工程，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醫院學校，一道道通暢的路道河流——莫不接通著援疆地的脈動，系結著援疆人的心神。他們或為援疆暫停下家庭的某項建設，或為援疆告別抱病的親人，或堅執要求延長留疆期限，或回到東部后冷不丁就冒出一句“我們新疆——”在他們心目中，他們傾心過的新疆，已經成為其終生難忘的第二家園，他們得到的，也許只是超常的勞累疲乏乃至健康的損傷，但他們心甘情愿且甘之如飴，因為他們已經抵達不計自身付出的境界，他們也許感到還有許多未竟之業，還有許多未盡之愿。然而，他們深深體味到了：含辛茹苦效命邊城，是服務的過程，也是進一步懂得人生價值和人際之愛的學習過程；是支援祖國同胞的過程，也是一個在精神攀登上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過程。

　　一部長篇報告，差不多就為我們拓示了一批批援疆人的至誠心靈和高標的精神境界，彰顯了作家堅持文學精神性的效應。他們的精神感動了當地的同胞，激勵了他們建設家園的勇氣和信心。一位新疆老人如此深情表白：她最大的愿望是死前能再見一面那位江陰來的縣委書記。這應該是代表了新疆人民對援疆工作者的高度評價和最大獎賞了。

　　我把開闊的視界和文學的表現看做這部作品對報告文學創作的啟示，自然還是就文學本身說事。其實，在文學價值之外，《國家情懷》還以它的整體思路以及實施細節對東西部聯動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鑒的內容和方式。諸如實行輸血與造血并重，更加注重造血；硬件與軟件共建，日益突出軟件；當前和長遠兼顧，更加著眼長遠等等；這些在霍城都成為了明確的理念和可行的原則。就“霍城模式”給出的經驗和取得的成效來看，對于西部發展，對于國家戰略，確實不失“啟示錄”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