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解璽璋)

《生命不息》，[英]凱特·阿特金森著，何靜芝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一版，36.00元

　　一個人的人生，從他／她的出生開始，就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進而演繹為這些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經過作者“蒙太奇”式的拼接組合，使個體生命和世界歷史都呈現出豐富而復雜的面相，也有了更多的意味。

　　《生命不息》這個譯名看上去傳達了一種頗為樂觀的態度，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我想她可能不會贊成這樣的提示：要是能夠不斷重復人生，直到對生命滿意為止，你敢這么做嗎？其實，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讀罷此書就會發現，這種想法與作者的表達幾乎風馬牛不相及。

　　小說寫得相當精彩。作者采取一種不很常見的敘述方式講述她的故事。主人公在進入作者所構建的敘事空間的過程中，經歷了至少三次“死而復生”。這個名叫厄蘇拉的英國女孩，關于她的出生，作者提供了三種不同的記述。時間都在1910年2月11日，第一種，大雪封路，醫生被雪所困，不能及時趕到，孩子因臍帶纏繞脖子而死。第二種，醫生在最后關頭及時趕到，用一把小而精致的剪刀，救了孩子一命。第三種，在小說即將結束時，作者寫道，托德太太早產，因為雪大，她沒有讓女傭去請費洛維大夫，而是用一把事先備好的外科剪刀，自己動手，剪斷了連接著孩子與母親的那條生命線。

　　這究竟意味著什么？也許，作者是想告訴我們，一個人的人生，從他／她的出生開始，就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進而演繹為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這些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經過作者“蒙太奇”式的拼接組合，使個體生命和世界歷史都呈現出豐富而復雜的面相，也有了更多的意味。小說的突出特點，是在章節設置中特別強調時間因素，她為每個章節都設置了一個具體的時間點，這些時間點并不是按照線性時間從出生到死亡依次排列的，它們是跳躍的、疊加的，散落在歷史的長河中。小說的“楔子”發生在1930年11月，在慕尼黑，厄蘇拉刺殺希特勒。而小說正文的開始，其實是1910年2月11日，即厄蘇拉的生日；有意思的是，它的敘事也終止于這一天，在這個意義上，它倒是完成了一次輪回。

　　時間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也是建構歷史敘事的重要手段。有人認為，現實主義這個概念就是依靠時間確定的，只有在一種線性時間過程中，現實環境以及活動于環境中的人物才是固定而客觀的，作家才有可能站在時間之外細致地描述這種“現實”�！渡�命不息》的敘事顯然不是靠這種固定的時間來完成的，在這里，作者對時間的處理，是零散的、凌亂的、不確定的。前一節寫到“一戰”結束，厄蘇拉一家人等待父親從戰場歸來，接下來的一節卻轉而寫“二戰”后厄蘇拉在倫敦西區東游西逛。這里每一節的敘事，有時也很難找到一個中心點。母親希爾維的自殺，就是作者在講述1947年厄蘇拉在倫敦挨凍時貌似不經意中提到的，她常常很隨意地在敘事中插入一些生活片段，仿佛信手拈來，又仿佛稍縱即逝。這也許就是小說中希爾維與厄蘇拉討論過的“即視感”，也被稱作“既視現象”或“幻覺記憶”，它把某些未曾經歷過的事情或場景認作某時某地曾有的經歷，就像厄蘇拉恍惚記得她曾把家里的女傭布麗奇特推下樓梯，她還記得，她哥哥的同學曾在樓梯上強奸了她，她在想像這些事的時候，常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看上去，這部小說很像是一部有意戲弄讀者的作品。阿特金森的敘述方式很容易給讀者留下一種惡作劇的感覺。所以，有人又稱這是一部“自我毀滅”的小說，因為作者常常在故事發展到相當精彩之處卻讓敘述戛然而止，然后，換一個場景重新開始。每一次講述都不盡相同，但結局卻難以預料。很顯然，為了達到戲弄讀者的目的，自我消解或自我顛覆的游戲已被她玩得爐火純青，且又自得其樂。就像厄蘇拉的出生一波三折一樣，我們看到，厄蘇拉的身世遭逢也充滿了不確定性。在這里，作者充分利用了手中掌握的決定小說人物命運的權力，近乎玩笑地不斷改寫厄蘇拉的人生。厄蘇拉被霍維強奸后懷孕，她逃離狐貍角，來到倫敦，在姑媽的幫助下做了流產，她的流亡生活也由此開始。她開始酗酒，不久便嫁給了一個在她無助時伸出援手的人，但這個名叫德里克·奧利芬特的丈夫，不盡是個暴君，還是個虐待狂和騙子——他虛構了自己的過去。

　　但在接下來的故事里，厄蘇拉不僅獲得了自由，她還投身于倫敦的反空襲斗爭，加入了防空小隊，成為或防空部、或海軍部、或內政部防空署的指揮官�？墒�，前一頁我們還看到她在挖掘爆炸點，搶救傷員，下一頁她已成為戰后柏林的滯留人員，再往下，幾乎同時，我們還能看到她與伊娃一起在伯格霍夫受到希特勒的款待。關于父親去世的消息，前面剛剛提到她是從姐姐帕米拉的來信中得知的，那時她正在德國與希特勒周旋，后面馬上又寫道，她在英國的林肯郡參加了父親休的葬禮。這種自我消解自我顛覆的敘事方式，固然會使讀者感到困惑，但其意義也在此彰顯出來。事實上，小說敘事最終消解掉的并非故事情節本身，而是傳統文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意義的可靠性、確定性和真實性，以及虛構世界與真實世界彼此認為必有的對應關系，還有讀者對于文學作品理所當然的傳統期待。這部小說真正的現代性就表現在它從整體上對這些固定的結構、專橫的權威和既定的敘述模式的拒絕、否定和消解；它的自相矛盾的敘事所構成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充滿歧義性的虛擬世界，它還表現為對現實、真理、意義、目的等傳統價值理念理所當然的懷疑。這或許正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它提醒我們，傳統文學總是試圖同歷史對話，試圖透過時間的距離來理解歷史打算說些什么；讀者則希望通過文學敘事理解某一件事在它發生的時代意味著什么，同時還要理解這件事對于我們今天具有怎樣的意義，但在后現代社會空間里，時間的虛構性已經日益戲劇化了，傳統文學敘事的歷史感也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懷疑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