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小說世界的眼睛(趙懷坤)

——《飄窗》解讀方式之一種

《飄窗》 劉心武 著 漓江出版社

　　文學作為現實之“燈”，在與這個世界發生聯系時必然攜帶著所謂的“詩意”，而正是因為“詩意”，虛構的小說世界往 往比現實報道更真實。余華的《第七天》揭露了種種尖銳的社會問題，但讀起來更像是一篇篇新聞事件的堆砌，各種吸引眼球的媒體事件并沒有得到完善的文學處 理，這也是其引起許多評論家詬病的重要原因。劉心武的新作《飄窗》則很好地避免了這個問題，所謂“文變染乎世情”，作者在犀利的社會批判下，不乏深刻的價 值構建，這就讓整個小說形成了自己的整體性敘事。作者巧妙地設置一個“飄窗”，作為俯瞰小說世界的眼睛，觀看到復雜的“閭巷新事”，敘述過程常中見奇，語 言精煉得當，不失一種文人士大夫氣，從中清晰可見作者對于白話古典小說的成功借鑒。

一

　　在《飄窗》一書中，劉心武把整個社會的復雜現象完美地融合在一部小說之內，使打鹵面街成為中國社會現狀的一個剪影。打鹵面街是一條“三不 管”街，所有的權錢腐敗、見不得人的營生都集中于此，這就為矛盾的集中反映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小說的主人公龐齊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閃亮登場——“龐齊站 在街口，一條街抖三抖”。從龐齊的角度看，整個小說可以看作是龐齊作為一個農村青年尋求融入城市生活而慘敗的故事。龐齊擁有一身武藝，從歌舞廳的保安人員 到被引介為大佬麻爺的貼身保鏢，為許多昧著良心的事情疲于奔命。一次巧合，龐齊結識了知識分子薛去疾，由此與薛去疾構成了被啟蒙和啟蒙的關系。薛去疾教給 了龐齊西方文學的精神養料，從而使龐齊收獲了馮努努的愛情。正是由于愛情，龐齊開始了對自我職業的懷疑，開始尋求解脫麻爺的束縛。最終，龐齊因父親和弟弟 為代表的鄉親們的上訪行為而徹底覺醒，企圖通過刺殺麻爺來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贖。然而，在得知薛去疾也因為名利，不得不屈服于麻爺時，他的人生觀、“鄉愁” (或者說鄉情、親情)的力量都轟然崩塌，最終親手扼殺了自己的精神導師。

　　另外，在龐齊失蹤的一年內，因馮努努的不知去向而導致的愛情的缺失也意味著龐齊徹底與城市”斬斷了聯系。覺醒意味著毀滅。在只知道賺錢時， 龐齊不會收獲愛情，擁有“知識”之后得到了暫時的愛情卻失去更多。最終，這燃起的一縷柔情，讓其徹底醒悟的“鄉愁”與精神救贖的嘗試全都化為泡影。這都體 現了階層之間萬難沖破的壁壘的堅固，為此，我們不得不思考龐齊這樣的“中國式于連”及其為代表的底層群體到底該何去何從？

二

　　“農民進城”始終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一個文學原型。從上世紀80年代《人生》中的高加林、《魯班的子孫》中的小木匠，到上世紀90年代之后 《泥鰍》中的國瑞、《高興》中的劉高興等，當代文學刻畫了一個個農民進城的悲劇。在《飄窗》一書里，劉心武為人物巧設職業，比如順順夫婦的賣水果職業、龐 齊的保鏢職業，這些職業為人物行動提供了合理性，并為其中所含有的傳奇色彩作了具有說服力的注腳。

　　當然，《飄窗》中對當今知識分子群體群像的描寫也是濃墨重彩的一筆。作者充分借用知識分子相比于無“知識”者所擅長的言說能力，把他們作為 “觀看者”。知識分子群體也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具有混雜性，大致可分為完全墮落者和搖搖欲墜者兩個群體。前者以夏家駿、覃乘行、尼羅等為代表，他們為自 身利益疲于奔命，蠅營狗茍。但是憑借自身的經營往往能深入權力內部，由此，卻也能被當作一面鏡子，折射出一些只有權錢交易內部才能知曉的秘密。如果說賈平 凹的《廢都》中莊之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還具有一定的權威，受到當權者和商人等各個階層的尊重，那么在《飄窗》中，夏家駿、覃乘行、尼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 們則完全淪為犬儒，其諂媚的姿態甚至讓讀者都覺得惡心。紀實文學作家夏家駿為了在政協委員中求得一位置，可以低下頭來甘當鐘力力的“槍手”。作為海外流浪 詩人的尼羅，在國外混不下去了，卻又打著“愛國主義者”的旗號回到國內。覃乘行則滿口西學，僵死在食古不化的囚牢里。知識分子屈從于市場、權力，沒有比今 天更甚者。這一類人，充當了故事中的小丑，其作用在下文中還會有所涉及。

　　后者是以薛去疾為代表，他坐在飄窗處閱遍打鹵面街世情的畸形變幻，可以說，他是這一幅清明上河圖最有力的描繪者。作為一個退休的高級工程 師，薛去疾還對古文、西方文學有一定造詣，他從歷史中走過來，并持有自己的操守。另外，他還和各類底層的人們保持交流，比如水果販順順、電工小潘、洗車為 生的何司令等。尤其是他作為龐齊的啟蒙者，而與之進行的交流更是全小說的精髓部分。薛去疾不僅作為龐齊的啟蒙者，同時還受到了龐齊的“啟蒙”，他從龐齊那 兒接觸到以前所接觸不到的下層人民的生活方式。同樣是面對世事，薛去疾表現出一種“中產階級”所具有的保守性，而龐齊則具有更大的寬容性，這也是值得我們 思考的地方。故事的最后發展到啟蒙者“背叛”被啟蒙者，從而造成了二者相互虐殺的悲劇，這必將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三

　　如果把《飄窗》放在整個當代文學版圖上看，龐齊、薛去疾、何司令等各式人物的設置，基本上嘗試超越了階層、知識、歷史的書寫樣式。這基本上 延續了劉心武對當代文學的發展始終追求突破的姿態：從《班主任》作為新時期“傷痕文學”的發軔之作，到與馮驥才、李陀的通信推動“現代派”問題的討論，再 到后來報告文學的創作，還包括《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三部長篇作為“市井小說”的中堅之作……《飄窗》是劉心武近20年來第一部現實主義長篇力 作，這部小說是作者又一次企圖重構現有的文學史版圖的嘗試。在社會問題大量爆發的當下，如何將筆觸重新深入社會，而又不乏思考的詩意——對這個問題的恰到 好處的處理，正是《飄窗》對階層、知識、歷史書寫的超越性嘗試之外的進一步整合性的思考。劉心武對于古典白話小說語言尤其是《紅樓夢》的借鑒，對社會現實 (關聯階層、知識、歷史等)的重新思考，正是一種重新構建規范的可能性嘗試。

　　劉心武的書寫無時無刻不透露著一種節制美，或者說是一種“規范”美，沒有汪洋恣肆的激情，以深邃的洞見見長。這種超越的嘗試與“規范”構建的努力是一個作家最美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