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浮世繪與知識者的角色(徐剛)

——評劉心武《飄窗》

　　“飄窗”也似乎隱喻了知識者在現實中的位置：他們總是習慣將自己擺在旁觀者的位置上，觀察周遭的世界，他們只是愜意地欣賞，哪怕環境是如此“臟亂差” ，也是自得其樂，心安理得，仿佛一切都與己無關。他們基于這種公允與客觀，為社會開出藥方，給他人提供指導。然而，當真正的兇險從風景中逸出，席卷自己的生活時，他們便迅速地繳械投降了。

　　小說呈現了生活諸多有趣的側面，讓人領略“清明上河圖”式的世俗面向，但究其根本旨歸，卻是對社會賴以存在的價值與精神背景的深入勘探，因而小說“浮世繪”式的巨大含量中，其實蘊含著驚人的批判性。

　　一直以來，劉心武的小說都有一種呈現眾生的野心，他似乎很早就敏感地意識到，單一敘事的典型化結構早已不能概括當下的生活，因而竭力尋求將零散的市井圖像歸攏一處，用一種豐富的局部與碎片化的群像，來映射現實斑駁的整體。這種破碎的整體感，構成了如今這部并不厚重的長篇新作《飄窗》的基本結構。

　　其實早在2011年，劉心武便有一篇題為《飄窗臺上》的文章，預言了如今這部“二十年來首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現實意義。在那篇散文中，他坦言，“書房飄窗臺是我接地氣的處所。從我的飄窗臺望出去，是一幅當代的‘清明上河圖’ 。當然，我有時會走出書房，下樓到飄窗外的空間，使自己也成為‘圖’中一分子” 。事實上， 《飄窗》正是以這種“接地氣”的方式，呈現了“飄窗”臺下復雜的社會全貌。為了表現這幅當代的“清明上河圖” ，作者有意選取了各種階層的不同人物，一時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紛紛出場。除了貫穿性的人物高級工程師薛去疾和保鏢龐奇之外，作者還生動刻畫了歌廳“媽咪” 、勢力超群的神秘人物“麻爺” 、 “文革”造反司令、大都會城管、臺灣老板、進城賣水果謀生的農村夫婦等眾多人物。作者利用意想不到的巧合，讓他們的生活彼此糾葛，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脈絡。這樣的情形下，小說雖免不了有些情節狗血的毛病，但也終究能夠顯現出社會“有機整體”的面目。

　　小說呈現了生活諸多有趣的側面，讓人領略“清明上河圖”式的世俗面向，但究其根本旨歸，卻是對社會賴以存在的價值與精神背景的深入勘探，因而小說“浮世繪”式的巨大含量中，其實蘊含著驚人的批判性。當然，作者的批判也并非止于社會表象的分析，而是切入問題的根本，呈現出當下社會的“真相” ，即社會階層的固化所形成的密不透風的格局以及特權網絡的盤根錯節所造成的整個社會積重難返的狀態。小說中人無不利用錯綜的關系來獲得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賣水果的順順夫婦在“鐵人”的庇護下，從流動攤販變成了占道經營的無照水果攤；倒賣火車票的老黃牛二磙子，發財開起了打鹵面館；送啤酒的趙聰發為了搶占地盤特意到監獄“拔份兒” ；準備移民國外的官二代鐘力力，請報告文學作家當碩士論文的“槍手” ；而作家夏家駿則因一心希望擁有副部級待遇而奔波于酒桌上下。即便是小說中神秘莫測的麻爺這個黑白通吃、一手遮天的人物，也如小說所談到的，“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草根人物，因為某一機緣，有人不好自己出面，就讓他當法人，他其實只是更厲害的主兒的‘白手套’罷了” 。由此可觀，社會最大的問題在于各種“關系”和“潛規則”的肆意橫行，個體無處可逃，更無力對抗，因而也只好盡力融入其中，無奈而頗為自得地分一杯羹。這樣的發現當然顯示出成熟作家的敏銳、道義和良知，但也能夠從中感受到更為復雜的況味。

　　由此，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小說結尾，薛去疾這位作者自況式的人物，光臨“麻爺”蓋茨比式的豪宅時的情形。這位多少有些傲氣的知識者的驚世一跪，著實令人感到意外。而小說最具反諷意味的情節，也在于知識者最后的背叛給人帶來的震驚之感。作為龐奇的精神導師，薛去疾曾讓這位粗鄙的底層莽夫恍然明白了尊嚴的意義。然而，這位偉大的啟蒙者，卻并沒有言行合一地恪守自己的價值。在現實的壓迫下，他痛苦地做出了妥協，進而淪為這個時代的笑柄。因此，當龐奇這個心有不甘的挑戰者，帶著他的滿腔義憤，向這個社會反戈一擊之時，才赫然發現其賴以行動的價值是如此脆弱，這也讓歷經掙扎而痛苦做出決斷并為此放棄自己原有生活的他陷入絕望的境地。在這個意義上，薛去疾這位傲然的知識者，或許只是一個蠱惑者，他擾亂了龐奇原有的生活，將他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然而，小說提出的問題卻在于，究竟需不需要衣食無憂但毫無尊嚴的生活？或者，為了尊嚴，向社會隱匿的權威勇敢宣戰，重新尋找一種價值和社會正義？

　　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其實隱藏著希區柯克《后窗》式的欲望圖景。在那部為人稱道的經典電影中，傷腿的杰弗瑞頗為無聊而又無比愜意地從自家的后窗觀察鄰居們的生活，直到真正的兇險“如約而至” 。而在《飄窗》中，薛去疾這個無能的知識者，也只是通過“飄窗”來與豐富復雜的生活發生聯系，他如無聊的“窺淫者”一般，渴望獲悉現實的一切，渴望參與其中卻無能為力。于是索性將飄窗臺下的一切視作獨一無二的風景，心安理得地欣賞這一切，這也似乎隱喻了知識者在現實中的位置：他們總是習慣將自己擺在旁觀者的位置上，觀察周遭的世界，他們只是愜意地欣賞，哪怕環境是如此“臟亂差” ，也是自得其樂，心安理得，仿佛一切都與己無關。他們基于這種公允與客觀，為社會開出藥方，給他人提供指導。然而，當真正的兇險從風景中逸出，席卷自己的生活時，他們便迅速地繳械投降了。因而，“飄窗”其實恰如一道傷口，知識者從中看到自我的欲望，而也終將被這道傷口所俘獲，被這道“實在界”的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沒。

　　對于知識者來說，當自己的生活也被席卷而倚臥飄窗臺、欣賞風景的瀟灑狀態難以為繼的時候，他們的丑態或許也將成為別人眼中的風景。這是劉心武頗為清醒地意識到的問題。因而，小說并不是一味指責知識者的墮落，而是敏銳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但這也只是極為聰明地點到即止，沒能做出更為深入的揭示。而對于知識者的價值堅守，他也沒有做出太多悲壯的承諾。一切都順其自然，肯定人性的弱點和生命中必要的妥協是其第一要義。于是，作者極為巧妙地將一切罪魁都推到了社會，因而也顯示出恰如其分的辯護意味來。而在一種無奈的反諷之中，艱難而心安理得地活著，似乎成了很多人的生存原則。也就是這樣，小說《飄窗》讓我們領略了現實社會批判的強度和廣度，也讓我們感受到這種批判的限度與難度，而后者的意義無疑更加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