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散文的寬度(楊獻平)

　　作為一種品質上最為現實、核心最為真誠的文體，散文無論如何興盛，都會屈居于小說、詩歌和戲劇之下�？梢哉f，長期以來，散文就是小說和詩歌之間的一種起緩沖作用的文體。自“五四”以降，散文在各個文學門類中的角色一直是尷尬的。

　　毋庸諱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后，散文在賈平凹、張承志、史鐵生、韓少功等小說家的“無為而為”當中，漸漸有了新鮮和自由的氣象。這種新的氣象顯然是與楊朔、秦牧、劉白羽，甚至周氏兄弟等人的散文形成了一個遞進的、開放的關系。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這些小說家的突圍，才使得散文逐漸具備了一些它原本就應當具備的氣象和品質，那就是自由。自由構成了散文乃至一切文學門類的核心要素，也是眾多寫作者之所以都在寫作的價值所在。從這個層面上說，新世紀以來的散文寫作整體上是上升的，在形式、語言、內容、視角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氣象。

　　散文幾乎不存在疆界問題。散文的概念應當無所不包，甚至小說都可以稱之為散文。在文學表達和藝術建構上，散文采取的方式、表現的內容、敘述的方式應當是浩瀚的，不確定的。一個寫作者的首要能力，就是什么樣的題材使用什么樣的語言和文體形式。單純地將散文列成敘事和抒情，或者哲理、人文、思想、歷史文化和生活隨筆顯然不夠科學。

　　文學是一種創造性的精神活動，創造性就是要與眾不同，推陳出新，自我的限定和理論的節制其實是對散文的最大傷害。也可以說，關于散文評論或者其他方面的言說，壓根就不是寫作者的事情，那是研究者和批評家的職責。對于文學，寫作者只管去寫，評論家只管去評就可以了。讀者始終是一種參與。三方都可以發出各自不同的聲音，不必受任何一方指揮和限制，這才是文學的完美狀態。

　　賈平凹開辦《美文》之初，提出的“大散文”主張，完全是合乎文學之道和散文之本質要求的。從某種角度上說，風行一時且在散文領域有所建樹和成就的周濤、余秋雨、王宗仁、林非、王充閭等人的散文寫作也是一種嘗試，并且帶有為后人鋪路的性質。自古文無第一，要在文字上論一二三等，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看其作品的真實性、感染力、精神品格和氣度氣象。還可以更細致一些，如語言、題材、形式的創新，思想的獨到、新穎和深刻等等。

　　因此，散文寫作不應當有任何的疆界劃定。散文本來就應當是一切形諸于文字的藝術呈現的一種自由度大、涵蓋能力強的文體；散文應當是時代之中個人存在狀態及其精神和思想的藝術反射。與之相同，散文應當對生命及人性人心進行不懈的探究和表達，更應當具備關懷眾生的胸懷、自由超絕的品格和渾然一體的氣象。目前的一個當務之急便是，批評家對任何一個文本的解讀和批評，首先要有一個全面、客觀的眼界和眼光，一種理性和感性高度融合的洞徹力和思想的高度，才能使得批評真正地洞見寫作者內心和文本的內部蘊含。

　　相對于小說、詩歌、戲劇和文學批評，這些年來，關于散文的討論或者爭執很少，這從一個方面說明，散文的地位在寫作者和評論家眼里，只是“雞肋”，瞧不起，又扔不掉。更可怕的是，散文在相當一部分人習慣性認知當中，就是吟花詠月、傷春悲秋、家國情懷、兒女情長等表層情感的代名詞。他們不認為散文也可以承載宏大的時代氣象與精微的世道人心，不相信散文也能探究人心人性，展現一代人或者一群人的色彩斑斕的內心世界和精神困境。致使散文成了一種“夾生飯”，文末“唾余”。另一方面，即散文寫作者自我的“鎖定”、“捆綁”。有相當一部分散文寫作者，認為散文就是狀寫山水，陶醉美景，述說家國之思、親情之念，以至于把散文當成了一種記錄和告知，只是發揮了文字“傳情達意”的表面功能，而忽略了文學的藝術性和更深層面的普適性。

　　關于散文的邊界，從本質上說，其實不是問題，或者說不是批評家和作家必須去爭論的問題，而只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即寫作者和批評家如何看待散文，進而如何去忖度、厘定和評論的問題。當下，有一個不好的現象是，批評家及其話語很容易一窩蜂，形成一種嗡嗡之音、隨和之聲，叫人不得不懷疑批評家的識見、學養和批評的獨立性。這對于那些堅持自我道路，但沒有被喝彩的作家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更有誤導之嫌。

　　應當說，這些年來，周曉楓、祝勇、于堅、張銳鋒、馮秋子、張立勤等人在散文文體的開拓，以及散文的內容及其形式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實驗，其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雷達、李敬澤、王兆勝、孟繁華、施戰軍、韓小蕙、張燕玲、謝有順等文學批評家在重點批評小說創作的同時也對散文創作進行了持續關注，在很多方面對散文寫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使得當前的散文寫作更加穩健扎實，愈發有了新的品質氣象，寬度和自由度也得到了空前舒展。也可以這樣說，拓寬散文的邊界，強化散文的自由觀念和寬泛界定，需要作家、批評家和讀者的一種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