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娃的中篇小說作品，似乎并不多，但她的小說寫作，多少可以證明顧炎武《日知錄》中“文不貴多”之論的正確，以及“多則必不能工”的深刻。烈娃寫小說，開掘得很深，寫得也頗為精致，顯示出成熟的個人風格：行文率性而不失分寸，幽默而不失嚴肅，微細而不失宏大。
烈娃善于在自由舒展的敘事中，完成對人物人生經驗的概括敘述，實現對紛亂歷史過程的梳理。她對革命者復雜心理的把握，對邊防軍人非凡生活的傳奇敘述，都顯示出一種成熟的理解力和敘事能力，為軍旅文學提供了新鮮的經驗。闡釋她的小說作品的敘事內容，離不開“革命”“戰爭”與“人性”這樣的關鍵詞，離不開“傷害”“掙扎”與“愛恨”這樣的心理學問題，也離不開“崇高”這樣的美學概念和“忠誠”這樣的倫理概念。
《渡江》寫的是一群“南下”干部在勝利以后的生活。緊張而傳奇的對敵斗爭結束了，平靜而平淡的庸常生活開始了。在戰斗的歲月里，他們很少計較個人的得失，但是，到了戰后的和平時代，生活進入了一個看不見的“埋伏圈”。昔日的同志變成了今日的“對手”，甚至夫妻之間，也起了摩擦和沖突。菊紅是小說中具有核心意義的人物形象。她性格外向而潑辣，心地單純而善良，卻屢屢遭到忌恨和傷害。嚴重的傷害性記憶折磨著菊紅的心。她晚年嘮嘮叨叨，總是向自己的兒女講述自己的光榮歷史，她想不通：“戰爭年代環境那么艱苦和危險，但同志們之間相濡以沫，團結奮戰，終于迎來了革命的勝利和全中國的解放，可現在這是怎么了？”《渡江》是一部深刻的反思之作，它將反思的鋒芒指向人性�！岸山痹谶@里已經轉化為意味豐富的象征，象征著另一種考驗的開始，象征著克服人性局限和擺脫生活沖突的艱難。
《老子革命多年》是《渡江》情節的延續，也是它的主題和敘事空間的拓展。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菊紅的弟弟宮音書。他13歲就跟著姐姐“南下”參加了革命，但卻更熱衷于看小人書和打鳥，是一個完全不懂什么是革命的革命者。他的精神成長與生活歷程，充滿了幼稚的錯位和令人哭笑不得的錯誤：當通訊員不稱職，被安排去看糧倉；因為不稱職，又被安排參軍，只兩年就復員了，被安排到地區肉食公司工作；然而，他竟然拿槍打死了剿匪時立了戰功的狗。在33歲那年，他因為荒唐的愛情表白，而被定為“猥褻罪”判刑兩年，監外執行，最終收拾行李，回到了河北老家，成了農民……
其實，在宮音書的內心深處，埋藏著一個少年時代的傷害記憶。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強奸中國女孩棗兒的情景，這對他的心理造成嚴重的傷害。在心理學上，這屬于恐怖性神經癥或是“創傷后壓力違�！�，是超乎人類正常經驗之外的創傷性事件。后來他找到了棗兒，承擔起了愛她和保護她的責任。因為愛，他徹底改變了自己：“他美好、善良、敬業、勤快。他發誓要讓棗兒過上美好的生活。這樣，才配得上美好的棗兒�！�
烈娃的另一部小說《天兵臺》，是反映當代軍旅生活的充滿英雄主義激情的作品，是一部精致而富有感染力的優秀之作，是當代軍旅文學值得關注的重要收獲。
《天兵臺》是一個美麗而浪漫的愛情故事，也是一首歌頌軍人崇高精神的敘事詩。作者的筆調是熱情而充滿詩意的，而英雄史詩《瑪納斯》的引入，則強化了作品的抒情性，增加了小說的感染力；第二人稱的敘事話語的設置，也拉近了讀者與敘事世界的距離，給人一種溫暖而親切的感覺。
梁昊與苗婕的邂逅和相愛，都具有不同尋常的浪漫色彩。他們用書信這種古老的形式交流情感，表達愛情。在苗婕的理解中：“真正的愛情，給人們帶來的痛苦比歡樂多……愛不是營利性的投資，只有徹底的付出，才能與得到的成正比�！�
梁昊作為軍人的遺腹子，從小就有一個軍人夢，就有著英雄主義的夢想和激情。他在高原哨卡堅守了十幾年，心臟嚴重變形。最終，他的父親、妻子和孩子，都埋在這里的高山上。對他來講，這個高原哨卡不僅是一個位于邊陲的崗位，而且還是一個與愛緊密關聯的圣地。深沉的愛的情感和軍人的使命意識融為一體，形成一種崇高而偉大的英雄主義精神，匯聚成了一首令人蕩氣回腸的英雄贊歌，就像柯爾克孜族的英雄史詩《瑪納斯》所吟唱的那樣：“這是一代代傳下的故事，人們把它珍藏到今天，它是人世間最壯麗的語言，它是不會被淹沒的語言，它是比太陽還光輝的語言，它是比月亮還明媚的語言……”
在一個平庸的消費主義寫作泛濫成災的時代，烈娃充滿歷史感的“革命敘事”，以及具有崇高品質和犧牲精神的“英雄史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不僅有助于我們認識生活和人生幽微的一面，而且還有助于我們建構具有道德詩性的生活理念。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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