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文化遇到現代學術(劉耀)

——評《中國文化史經典精讀》

頤和園一角

　　以文化學的視野來研究中國歷史，是近代才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至今不過百余年。在歷史學的眾多門類中，中國文化史 雖屬“后進”，但是由于前輩學者對該學科的勤勉耕耘，留下了極為宏富的研究成果，為當下和未來的中國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在這些浩瀚的成果 面前，研習者常有不得門徑、望而卻步之感，由馮天瑜、楊華主編的《中國文化史經典精讀》(以下簡稱《精讀》)便是導夫先路的入門之書。

　　與 其他學科不同，文化史的邊界和重心、內涵和外延究竟如何劃定，是頗費思量的問題。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先行者梁啟超曾說，“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其文化史 的研究范疇涉及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顯然，《精讀》的編者并未完全采用梁氏的觀點。該書所收錄的32篇文章，涵蓋了七個方面：中國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 法、中國文化各專題的研究、中國傳統信仰和崇拜研究、20世紀的中國文化論爭、中國學術史研究、中國文化走向的各種主張、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根據該書編 者此前多種論著的一貫表述，文化應當包括器用、制度、行為、觀念等由外及內的四個層面，統稱為“大文化”，而觀念文化(如哲學思想、倫理道德、宗教信仰、 學術創造等)則稱為“小文化”。所謂文化史研究，即通過研究“小文化”的演變過程，來把握“大文化”的發展脈絡�！毒�讀》所選之文章，無疑體現了編者的這 些理念。

　　繼之而來的問題是，哪些篇什可以算作經典？

　　《精讀》一書的選文，既包 括多篇關于中國文化史的理論闡述，也包括一批具體的實證研究。在理論性文章中，可以看到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及其所擬定的《中國文化史目錄》，柳詒徵和 陳登原分別為各自《中國文化史》所寫的緒論、弁言，王云五為編纂《中國文化史叢書》所建的理論構架，這些都在中國文化史的概念、史料、研究對象、世界定位 等方面，為該學科的創制設軌作出了開拓性貢獻。在實證研究中，鄧嗣禹的《中國科舉制度起源考》、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徐復觀的《中國畫與詩的融 合》、梁思成的《我國偉大的建筑傳統與遺產》等，這些文章或屬于服飾史、建筑史、書畫史的范疇，但編者以自己的理念將它們納入文化史研究的框架內，展示出 別樣的文化史圖景。

　　20世紀是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一百年，文化史研究無疑也體現了這種學術走勢。周予同的 經學史研究、吳承仕的禮學史研究、顧頡剛的古史辨偽研究、胡適的新子學研究大都帶有這一色彩，即用新的學術理念來重新審視傳統的舊史料、舊問題。選編者對 20世紀這一學術特色予以充分揭示，將作者及其文章的時代烙印都加以梳理條陳，把前輩名家所提出、解決和遺留的問題均予以揭示，極便于青年后學“照著講” 和“接著講”。

　　劉師培的《漢宋學術異同論》、陳寅恪的《論韓愈》、唐長孺的《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瞿同祖的《中國法律之儒家化》、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都是各個領域的扛鼎之作，被視為“經典”選入此冊，是情理中事。

　　除 此之外，另有幾篇文章被列入“經典”，則反映出編者的獨具只眼。如楊聯陞的《國史諸朝興衰芻論》(附《朝代間的比賽》)，譚其驤的《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 地區差異》，費孝通的《“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這三位學者都不以研究中國文化史而聞名，但都揭示出了中國文化史的一些核心問題。在楊、譚、費去世多年 后，當今學術界對于中國現代化內在因子的研究、對于中國文化多樣性的研究、對于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研究，已成為常識性話題，難道不正是對三位文化巨匠的 禮贊嗎？

　　卡爾維諾認為，經典只有與其他經典相權衡才能確定�！毒�讀》在選文時，至少做到了三個方面：其一，論題與中 國文化史相契合，是研究中國文化史必須討論的問題；其二，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20世紀的名家，在各自領域極具影響力和代表性；其三，文章的學術影響極大， 在相關研究中至今仍無法繞開。畢竟，經典反芻的目的在于繼往開來，深化研究。循此原則，編者撰寫的每篇“導讀”，看似短小，卻包含了學術前史、文章主旨、 學術價值、學術影響等多方面內容，實則是一篇反映編者獨到見解的小論文，議論精辟，引人入勝。加上后面推薦的“延伸閱讀書目”，有志于中國文化史研習的學 者，大略可以“得其門徑，窺其堂奧”了。

　　《中國文化史經典精讀》

　　馮天瑜、楊華 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國高校出版社書榜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