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網近日刊登文化報道說: 作家韓寒導演的《后會無期》7月24日上映,女作家權聆也變身導演,她執導的銀幕處女作《忘了去懂你》定檔8月29日,這是改編自她的2008年創作的小說。青春作家代表人物郭敬明自從進入電影圈,已一發不可收,繼拍攝《小時代》后,再次執導的《小時代3》也已上映。而隨著這種作家跨界熱,作家劉震云將首次參加電視綜藝節目,亮相河南衛視的《漢字英雄》第三季,與濮存昕、于丹一起當“漢字先生”。
作家熱衷跨界,質疑聲也隨之而來,——作家們都去當導演了,演員們只好來寫書?這是文學的冒險還是無利不起早的資本游戲?作家副業這么多,誰來寫長篇?等等不一而足。某些作家從事副業,多方追求自身的文化效益,文化行為上的功利主義似乎是必然的選擇。這也許是他們跨界的一種主要利益驅動。
7 月23日新華網悅讀頻道刊登“蔣方舟:極速發酵的‘偽文化’需求給作家帶來利益”報道:近日在香港書展上,作家蔣方舟談到“大陸作家的奢侈與困境”認為,大陸作家發展潛力很大,她把這些有利條件歸納為“作家的奢侈”,包括物質條件上、文化氛圍上,以及創作題材上等。不過,空間雖大,然而挑戰也都不少,“否則擁有那么多的幸運,為何我們仍然不是處于創作上的豐年?”
無論是文化評論認為的“作家們都去當導演了,演員們只好來寫書”,還是蔣方舟對現在一些作家產生的困惑,“擁有那么多的幸運,為何我們仍然不是處于創作上的豐年”,都說明,作家“跨界”,盡管能夠獲得更多的文化選擇,卻在文學寫作本體方面缺失了更多機會;“跨界”的作家,或許能獲取多方面的文化利益,而文學的貢獻和影響力卻是愈來愈小,甚至常常依靠一些文娛事件來制造“影響”和吸引“眼球”。所以,面對著文化娛樂消費大潮帶來的誘惑,文化利益的沖動,這都會使作家面臨著抉擇,選擇自己的文化行為和準則:跨界還是堅守?
這使筆者想到近日一系列文化報道中的嚴歌苓文學寫作出版情況。繼今年年初推出《媽閣是座城》后,嚴歌苓的新作《老師好美》又即將上市,F在,嚴歌苓的每一本新小說一經出版便被影視劇公司哄搶、改編,甚至小說只有一個名字的時候就會被買走版權。面對很多作家華麗轉身紛紛“跨界”,嚴歌苓卻是選擇文學的堅守。嚴歌苓說,她“每天坐在桌前寫作,靠的是鐵一般的意志”,而“過多社會活動會謀殺人的創作力”。她不希望影視改編她的作品打亂她的文學寫作生活,“要捍衛自己的寫作環境”。
嚴歌苓之于文學的堅守,文化媒體贊揚道,“嚴歌苓主要作用是勵志,嚴老師就像一個空降部隊,她先出去采訪采風,回到家進行嚴格的寫作,每天早上4點起床寫3000字。完成之后,她就飛到北京來,空運很多大耳光給我們,提醒我們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我們的時間、生活過得很沒有意義。每次看到她新的作品出來,都是被她不斷地扇耳光的過程!边@讓我們看到了這位女作家,在這個浮躁、焦慮的時代,所應具有的堅守的精神姿態,安靜的心靈,和面對種種欲望和誘惑時表現出來的靜默而堅定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