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中的那一絲陽光——讀閻雪君長篇小說《桃花紅杏花白》(笛聲)

　　《桃花紅杏花白》是閻雪君的“鄉村三部曲之一”。小說由對生活感到絕望的城市教師邵瑞到桃花峪支教起筆，通過對宋小蝶、燕百合兩位悲劇女性生命軌跡的追尋，反映了社會轉型時期鄉村的變革與動蕩。在靈與肉的交織中揭示了大變革背景下的美麗與丑陋、人性與獸性、失落與救贖。

　　閻雪君筆下的桃花峪既彌漫著田園牧歌式的鄉間小調與詩情畫意，也充斥著延續千年的民間巫術和神鬼迷信。在這片遠離喧囂的鄉土山，粗獷的陽剛之氣與纖細的陰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樸人性和民智未開的舊風陋俗相互衍生。

　　為了生存與發展，桃花峪的視野逐漸超出了鄉土。兩位女主人公放棄了土地，走上各自不同的經商之路，和宋小蝶的小媳婦面館以及燕百合的澡堂開張遙相對應的是傳統鄉村社會模式根基的動搖，如同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說的那樣，農民一旦離開土地，那些因為土地而連接起來的聚落的溫情也會隨之消失殆盡。

　　盡管小說關注的視角始終在鄉土，但是不可否認，這種鄉土更多的是一種商業化的鄉土。它雖然具備一切鄉土文化的外在元素，但是其內涵和實質卻帶著城鎮化的影子。但它又和真正的城市格格不入，它屬于城鄉之間藏污納垢的灰色地帶。

　　在這里，人們暫時解除了最初與土地之間的終身契約，從聚落的罅隙中解脫出來，滿懷憧憬，意氣風發。當物欲的色彩逐漸占據上風，人們的精神世界開始一點點崩潰，隨之而來的便是精神世界的無所適從與心靈世界的無處安放。

　　宋小蝶從一名勤勞樸實的面點老板退化為一名依靠皮肉生意牟取暴利的黑心商販，她的悲劇不是個人的，而是一種社會轉型期普遍存在的疫癥。舊的鄉土模式的消弭和新的發展模式的缺失，讓許多動蕩的心靈在金錢權力的誘惑下迷失本性，一錯再錯。

　　小說中的“性愛”描寫不再是生命力的影射，它更多作為一種庸常的生活必需品，象征著強大命運籠罩下脆弱靈魂的苦悶與掙扎。作為一種肉體和心靈雙重扭曲下的釋放方式，性愛更多承擔了符號的作用，既是主體精神瓦解的旁證，又昭示著物質與精神雙重負荷下人性的集體失落。

　　感情生活對桃花峪的鄉民來說，似乎是非常奢侈的享受。幾乎死亡的婚姻，可以像植物人一樣地生存�；橐鏊劳龅姆驄D，常常處于麻木的狀態。

　　小說中，宋小蝶和燕百合的婚姻是悲劇的，她們是家族的犧牲品，以“換親”的方式嫁給了自己不鐘情的“殘缺”男人。對她們而言，夫妻間的性愛不是一種歡愉的體驗，而是一種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反之，宋小蝶與廖大同的私通、燕百合和邵瑞的野合則充滿了生命的律動和激情，這就從另一個維度上賦予了性愛反叛與抗爭的意味。她們與異性以這樣不倫的方式結合，不僅體現了她們對悲劇命運的自覺抗爭，更是在釋放自我的道路上孤注一擲。

　　《桃花紅杏花白》的情節安排上帶著沉重而悲愴的宿命的影子。燕百合作為作者重點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但充斥著“家族遺傳式”的悲劇因素，而且在庸常的世俗生活中總是遭逢各種意外的災難，每一次試圖改變現狀的努力都以失敗收場。

　　然而，燕百合雖然屢遭挫折，卻從來沒有放棄過對生活的希望，“貧困的生活非但沒有減退她愛做夢的喜好，反而越是貧窮，她越愛做夢，生活中缺少的往往在夢里會得到”。用林語堂的話來說，她是一個睜著一只眼睛做夢的人，是一個用愛及溫和的嘲諷來觀察人生的人，是一個把她的玩世主義和慈和的寬容心混合起來的人。

　　在生活的磨礪面前，燕百合始終保持著一個人的自尊、道德、底線和堅守，像一朵開在山野中的野百合，不卑不亢，不急不躁，懷揣夢想，堅守希望。

　　在作者的筆下，燕百合是一個殉道者，同時又是一個救贖者。如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殉難的同時，也寬恕了人類諸世的罪惡。生活的挫折帶給她的打擊讓她更加茁壯地成長，她不僅救贖了自己，也救贖了對世界感到絕望的邵瑞，挽回了他將死的肉體與靈魂。

　　在燕百合這個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對社會冷靜而嚴肅的觀察以及用以救贖世人的濟世理想。小說因此閃爍著悲劇之光，照耀著這個不甘寂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