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脈文學 透析時代(於可訓)

——讀李勇《“現實”之重與“觀念”之輕》

　　《“現實”之重與“觀念”之輕》：李勇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古老中國的大門，中國農耕文明開始受到無情沖擊，中國由此開始了一段屈辱歷史。這本是國人長久以來形成的一個常識性的認知，但是在晚近30年，尤其是最近20余年來，受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影響，這種認知卻有所修正，人們在確認這部屈辱歷史的同時，又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也肇始于茲。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無異于說，西方列強這種強力的野蠻的方式，在客觀上也給我們帶來了另一種結果，這就是現代化�，F代化確實包含有某些對人類有用且適用的東西，所以才被廣泛接受。但因為西方的現代化在先，來自內部驅動，其他地區的在后，靠外力推動，所以就有了先后內外之別。有學者把西方的現代化稱作原發內生型的，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則是后發外生型的。正因此，所以也就不免事事落后，處處不如人，就得急起直追，迎頭趕上。這樣一來，也就容易助長急躁情緒，滋生激進主義，在具體的言行中，有可能免不了急于事功，所以尤其需要警惕浮夸冒進。

　　以上是我讀李勇專著《“現實”之重與“觀念”之輕》后的一點感慨。他的這本書研究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鄉村小說敘事，很容易讓人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社會的變動，聯想到這變動背后隱含的上述歷史因素。雖然中國鄉村社會受現代化的沖擊并非始于90年代，但90年代以來鄉村社會所發生的變動，卻是前所未有的。此間，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為標志，中國開始重新回歸或再度加入“世界市場”，并借助新的全球性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力圖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推向一個新階段，這就是鄉村在當下中國的歷史情境。與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中國所追求的現代化不同，它不是全盤接受由西方“植入”的現代化模式和“推銷”的現代化成品，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依靠自身的力量，探索適合于自己的發展道路。與計劃經濟時代蘇聯模式的現代化不同，它不是單一的、封閉的，靠政治和行政的手段規劃的，而是多元的、開放的，借市場力量推動的。凡此種種，正因為存在這些區別，所以它是以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為主體，建立在深厚的民族傳統和獨特的“中國經驗”基礎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所追求的現代化。這樣的現代化追求，影響于文學，尤其是鄉村小說敘事的，自然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過去年代的中國，但卻因為與西方和過去年代的中國有著緊密的歷史關聯，而綜合了西方的現代化和過去年代中國的現代化追求的各種因素，因而顯得異常復雜。李勇這部書，用歷史的比較的方法，通過具體的個案分析，用豐富的實證材料，論述了這種復雜性的種種表現，以及過去年代鄉村小說敘事的種種變化，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和中國文學現代性觀念演變的一個極好注腳。

　　當然，現代化被認為是歷史的發展和進步，但這個過程，伴隨著極大的痛苦和犧牲，會激起情感和理智的巨大反彈。這其中所隱含的矛盾和困惑，不管包含了人們何種態度和想象，可能都有其合理性或合法性依據，而不宜用一些抽象的歷史標準或道德標準妄加評判。西方現代化歷史悠久，但在中國，諸多現代性因素尚在發育之中，只要這個現代化的過程沒有結束，這種復雜的現代性情感，在文學中還將反復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勇的這部專著，無疑給未來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份歷史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