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復文藝批評的有效性(劉復生)

　　對于當前的文藝批評，似乎很多人感到不滿。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部分文藝批評越來越背離了它的本質性的社會歷史功能，而逐漸走向了文化消費主義的軟廣告、學院派的自娛自樂，或淪為無關痛癢的品位調劑品及文化小擺設。而真正的“文藝批評”的意義，卻在于通過對當代文藝的創造性闡釋與重寫，從而創造一種新的關于當代現實與個體處境的新理解或新認知。它天然指向批評家與讀者自身生存的歷史性，從而帶有一種歷史解釋學的美學深度和生命緊張感。這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學鑒賞或文學研究的價值所在。簡單一句話，當代文藝批評天然地就是要和生生不息、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糾纏”在一起。

　　那么，在當今時代，文藝批評該如何有效地和現實建立關聯呢？文藝批評家又該如何調整自己，以建立批評的有效性呢？這是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在我看來，我們身處的這個大時代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當殘酷的軍事領域的斗爭收縮和消退，或者說以戰爭等形態呈現的暴力斗爭形式不再占主導地位的時候——至少在很多主流的區域不是主導形式，在文化領域里面的爭斗會相對凸顯。而且由于手段的豐富，各個階級、各種社會集團在物質層面上的爭奪，會轉移到文化領域，以一種更隱秘的方式在文化領域里面展開，并和當下現實中的利益格局形成緊密的互動關系。所以，這是一個現實被層層意識形態所覆蓋，超級真實取代真實的時代，因而也是一個急切需要批評的時代，更是對文藝批評提出空前挑戰的時代。

　　這種挑戰是巨大的。文學批評的功能就是要建立一種歷史感和位置感，我們和歷史是什么關系？我們和社會是什么關系？這種方位感文學批評應怎么給予？我們應該怎么樣在這樣空前復雜的意識形態的地形圖里重新進行測繪？我覺得這是這個時代對我們文學批評從業者提出的空前嚴峻的質問。它要求我們批評家要具有嶄新的能力。

　　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必須成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比如，他必須對史學和社會學有著廣泛細致的研究，還必須較為系統地掌握經濟學、政治學(尤其是政治哲學)知識，等等，美學理論或文學史知識我覺得倒在其次，那充其量只是一個入門的功夫而已。作為文學批評家，如果沒有這些能力的話，你就沒有辦法在文藝與社會歷史之間，在各種文本網絡之間來確立文藝作品的真實的意義表達，以及可能衍生出來的意義。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文學批評家真的是不容易！1980年代那個時候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你只要掌握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知識可能就差不多了。而現在，批評家除了要精通各種理論知識，還必須時刻關注現實。要隨時更新各種各樣的讓我們理解現實的理論工具。作為一個從事文學批評的從業者，我自己幾乎每天都要留意正在發生的新聞事件，以及各階層民眾的反應和態度。另外，和一些同行一樣，這兩年我也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研究經濟學與金融學上面。因為我發現，離開了這些專門知識，我根本無法很好地理解眾多的文藝現象，實際上，即使某些看似非�！凹兾膶W”的創作，也深深地卷入了市場的邏輯，更不消說大眾文藝現象。同樣，如果我們對于思想史及當代思想狀況和趨勢缺乏深刻的理解，也就不可能在意識形態生產的格局與脈絡中來發掘文本的深層敘述邏輯，甚至不能理解它在所謂美學上的意義。在這個時代，文本的外部與內部的區分事實上已經失效。近10年來，某些優秀的文學批評家都有重新轉向社會歷史批評甚至廣義上的政治批評的趨向，針對的就是1980年代以來的所謂“純文學”的觀念。我們往往受1980年代先鋒主義和“新批評”理論的影響太深，總認為社會政治的內容是一種外部的因素。其實不是，社會政治性的內容恰恰是文藝內在的構成部分。在這一點上，舊式的社會歷史批評固然有些機械和僵硬，“新批評”式的純文學觀念矯枉過正，同樣走向了偏頗和狹隘。當然，這種堅硬的政治性的內核和文學的形式感和審美經驗的強度是怎么樣辯證轉化的，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所以，當下的文學批評必須是一種打通內部與外部的批評，批評家所面對的不再是一個個孤立的靜態的審美作品，而是一個從復雜的社會歷史與意識形態網絡中進行意義生產的節點。這對于批評家的理論視野的要求顯然不同于此前的時代。

　　批評家幾乎是被迫著提升自己理解現實的能力，更廣泛地更新自己的理論視野和知識武庫。有人可能會擔心，作為一個批評家，既要隨時關注著現實，又要掌握這么多知識，怎么可能呢？我覺得是可能的，因為我們文學批評家掌握知識和學究式的掌握是不一樣的！我們不需要進行非常迂腐的研究，批評家要具有非常準確敏銳的判斷力，一下子就能抓住某個學科最棒的、最優秀的、最精華的成果，然后自己建立一種總體性的現實判斷。

　　我覺得一個批評家最重要的職業素養是判斷力，對現實和文本的敏感和理解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特別不同意有些學者說的文學批評知識化。某些學院化的批評追求知識化，追求對理論的準確的理解，這些本沒有錯，但是如果認為文學批評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就完全錯了。尼采在一本小書《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中說，對于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知識只是我們進行生存決斷的一個條件，你不要以為一個個體或一個民族，有了無限豐富的歷史記憶，有了無限多的知識和智慧就一定是個好事，那可能導致它在歷史進程之中被淘汰，因為這種歷史記憶會壓死他，使他沒有辦法開創未來。批評家掌握知識，只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實，而不是僅僅成為一個淵博的學者。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明白，像尼采這樣的曾經的古典語言學的學者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憂慮，他為什么會寫出那樣的文字。青年批評家賀桂梅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很贊同，她說，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缺乏理論的自覺，但是我們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人還是知道要拿現代文學干什么的，我們朦朧地知道我們是要創造新的歷史，雖然我們講人道主義或主體性，甚至形式自律或審美自由，當時我們喜歡談張愛玲與沈從文，都是想用它們來開創一種新的歷史實踐。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之后，我們開始慢慢地追求學科化，極力想把現當代文學建立成一門像古典文學那樣的學問，把文學批評改造成一種科學化的闡釋技術。這就完全跑偏了。

　　我們現在不妨反省一下，為什么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很多原來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和批評家，紛紛地轉向文化研究領域。為什么去從事文化研究？就是因為大家覺得在文學研究領域已經找不到那種和現實對話的激情。有時候我自己反思，在上世紀80年代為什么會喜歡文學？當時自己朦朧地認為自己熱愛文學，其實不是，從根本上講，我是希望通過文學來完成一種自我理解和歷史理解，只是我們當時不覺得這樣。所以，如果上世紀90年代以后文學批評已經背離了這樣的初衷，這種文藝批評的被拋棄或者嫌棄就在所難免。的確，我們在電視劇、電影，還有其他大眾文化研究里面，重新找回了我們當初從事文學批評時的快樂。與之相反，我們所從事的文學研究則讓我們深深地厭倦，就是因為它不能夠讓我們得到這樣一種歷史意識和現實感。

　　這個時代，作為一個批評家，還要有一副好的文化胃口，不能僅僅盯著狹小的純文藝作品，還要有興趣、有能力面對各種各樣的文化形式。這是另一重挑戰。

　　(作者系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院長，海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