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長篇小說《飄窗》：是現實，也是寓言(喬世華)

　　對市井生活進行精雕細鏤式的書寫，是劉心武小說一直以來所擅長的方向。在文壇沉寂十余載后，劉心武近日推出了長篇小說新作——《飄窗》(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一如其從前的長篇小說一樣，再一次給我們呈現了一幅當代社會的“清明上河圖”。

　　小說《飄窗》借助退休高級工程師薛去疾的交際圈而串連起從有頭有臉的風光人物到無知無識的販夫走卒等五行八作，這里有身份不明、黑白兩道統統吃得開的巨商富賈，有依然眷念“文革”的造反派，有為爭取副部級待遇而不斷鉆營的教授，有在西方尋夢碰壁后鎩羽而歸的詩人，有拿唐詩來裝飾自己話語的歌廳小姐，有張口閉口“錢不是問題”、“我們有人”的腐敗分子，也有文學青年、自主創業的海歸、失地上訪的農民、物業電工、臺灣商人等等，這些身份各異，社會地位、職業、年齡各有不同的人物在小說中的功德南街上來往亮相，共同構成了這幅多姿多彩的都市風情畫。同時，這些人物也與劉心武之前的《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風過耳》等小說中對都市三教九流人物的書寫具有著明顯的延續性與承接性。

　　小說中的“飄窗”是薛去疾冷觀市井眾生相的窗口，也是劉心武觀察社會世相而巧妙截取的橫斷面，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至為生動活潑的社會書頁�！讹h窗》傳遞了當下社會的諸多信息，頗爆了一些“猛料”，比如“鐵人”對向自己進貢者的非法生存予以照應，官員假手“中介”招募人員轉移資產，火車票販子與相關部門人員內外勾結，給餐館送酒水者對勢力范圍的劃定與爭奪，某些地方政府以政協委員頭銜贈與前來投資的華商，相關機構對上訪人員的圍追堵截與遣返……這些，都或多或少地觸及了我們這個社會所面臨的種種隱疾。

　　小說《飄窗》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很強的懸念。麻爺的前保鏢龐奇再度出現在功德南街時，人們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一年前離開時曾發下的“若回來，要殺人”的惡誓，他究竟會選擇誰為復仇對象？不但所有和他有過瓜葛的人都惴惴不安，就是讀者也迫切地想解開這個心頭謎團。作者張弛有度地將前因后果細細道來，并不斷節外生枝，加重懸疑的色彩，推動讀者去分析探究情節進展、推敲人物之間的關系。比如，薛去疾到底遇到了什么樣的煩心事？龐奇消失的這一年里究竟都有哪些作為？龐奇和馮努努的戀情結果如何？麻爺是怎樣一個手眼通天的人物？有著濃厚“文革”情結的無依無靠的何海山與在底層掙扎的姿霞夫婦究竟因何、又是怎樣形成了聯盟關系？鐘太太、鐘力力母女與負責城管的王領導是否是一家人等等。這其中有的疑問可以從作者不動聲色的前鋪后設中、從小說隱而不言的蛛絲馬跡中得到答案，有的則成為了小說永遠的留白。

　　小說的結尾讓人大跌眼鏡：獲得平等、公正、尊嚴、正義等思想灌輸而幡然醒悟了的龐奇，最終復仇的對象竟然既不是勾結貪官、聯絡奸商，損害百姓利益的麻爺，也不是和麻爺沆瀣一氣的歌廳媽咪糖姐，更不是擠兌走龐奇而成為麻爺眼前紅人的雷二鋒，卻是他的精神啟蒙導師薛去疾。這個結果有些讓人哭笑不得，甚至讓人感覺到像是阿蘭·羅伯·格里耶的《橡皮》結局的那種冷幽默�！讹h窗》中不做主觀評判的寫實態度也正與法國新小說保持和使用中性詞匯，以求盡可能忠實地呈現世界真相的做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薛去疾這個百無一用的書生本是人生百態的旁觀者、社會時弊的清議者、傳播真理的啟蒙者，可也是道德淪喪、精神滑落、資本橫行的受害者——為了保住自己的棲身之所，他不得已向麻爺屈膝下跪；但他最終卻要為日下的世風、人們丟失的尊嚴負責，首當其沖地成為被清算的對象。

　　薛去疾之死隱喻性地道出了當下知識分子的兩難處境，而他的死是否就能真正為社會頑癥“去疾”了呢？這個人物的命名以及他那可嘆惋的命運都意味著《飄窗》不僅僅是寫實的，還帶有寓言性書寫的意義。再如風塵女子微阿，在迎來送往客人時會不時無厘頭地吟誦上兩句“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之類的唐詩；只有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靠拳腳生活的保鏢龐奇，卻對《悲慘世界》《簡·愛》《呼嘯山莊》《歐也妮·葛朗臺》等西方文學名著無比熱愛。這都與人物的身份、職業、性格、追求等顯得不相符合。但事實上，文學傳統的薪火、人文主義的思想卻真正地在這些小人物身上得到了“傳承”，這與一直以清高自居的薛去疾向自己曾經鄙視的麻爺下跪一樣，都呈現出這世界不可理喻的荒誕一面，同時也映現出“傳統”、“啟蒙”在當下的式微與尷尬境遇。顯然，《飄窗》并非純寫實的，更帶有作者對現實的某種戲謔和暗諷。

　　劉心武從前的小說如《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風過耳》等，都有著具體的時間背景，同時往往流溢著十足的京味兒。而《飄窗》則有意識地對所書寫的時間與地點進行了模糊處理，小說所寫的只是一個不知其詳的大都會當下幾年的事情，但從小說結尾對功德南街“不知是幾多年以后”的變遷交代來看，這又好像是在書寫遙遠的從前。作者如是處理，顯然是其對《紅樓夢》地輿、邦國、朝代、年紀失落無可考寫法的師承；而小說中諸多的留白，也是對《紅樓夢》等傳統小說草蛇灰線技法的運用。尤其是曾經臟亂差也曾經藏污納垢的功德南街，最終在大都會的地圖上徹底銷聲匿跡，被一座嶄新的城市森林公園取而代之，更像是對“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的升級換代。

　　劉心武小說寫法上的變化不僅僅是其對心儀的傳統經典的致敬，同時也意味著其長篇小說創作心態上的某種調整：之前，劉心武有著站立時代潮頭，以小說為時代、為地方寫真紀實的雄心，其對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之類古老建筑與街巷的凝注不僅有打造文化地標的意義，也有對歷史滄桑感的追求。而今天，劉心武似乎更傾向于認為，任何試圖以文字來對紛繁蕪雜的時代、同質化成長的都市進行窮形盡相書寫的努力，都可能會被證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象，長篇小說只能是我們透視時代與社會的一扇“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