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利亞》：真誠講述歷史記憶(公仲)

　　我以為，當代新世紀小說發展的一大特點是在向歷史的縱深度掘進。畢竟大家已走過了半個多世紀，那60年風風雨雨、激情歲月的歷史記憶，經過多年的積淀和發酵，井噴似的不可抑制地迸發出來了。當今的人們似乎都出現了一種莫名的歷史緊迫感、使命感，亟不可待地想要把沉積在心底的歷史記憶捧出來，敞開心扉，講出真話。嚴歌苓的《陸犯焉識》是這樣，于疆的《蘇北利亞》也是這樣。

　　《蘇北利亞》(花城出版社，2012)是紀實性的散文作品，與虛構小說不同，書中內容都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一個剛滿20歲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被政治風暴席卷到號稱“蘇北利亞”的灘涂勞改農場。他“在這海邊上挖過河、背過纖、筑過海堤、建過鹽田，一干20多年，就是沒見到過�！�。他可以與牛群同眠，“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他被派每日去抬難友尸首，到荒野挖坑掩埋。這種差事竟被眾人羨慕嫉妒，只為半夜歸來，可分得一勺豆餅羹吃……現在，寫這種苦難生活歷史的作品已不算少了，也真的能引起廣大讀者的關注、同情、激憤和反思。然而，作者并不滿足于此，他的境界更高遠，跳出了當年“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的窠臼，從客觀公正的視角，用清醒、機智、冷峻、不無黑色幽默的筆調，以坦蕩、寬容、豁達的胸懷，對漫長的非人煉獄生活，進行了精細的人性剖析和理性的人文思考。在那惡劣環境下，特別是在勞改場所，藏污納垢自不必說，人性弱點暴露無遺，但作者都能理解和諒解，比如書中的“‘沙威’之死”，獄政干部杜德萊還真像《悲慘世界》里的警長沙威。他原則性強，立場堅定，因發現作者日記中有幾句批評“大躍進”的話，加判他管制3年�？伞八�最后好像是被他曾經管教過的右派同化了”，也像沙威警長一樣良心發現，最后竟自殺身亡。作者說：“對于杜德萊，我選擇了原諒，雖然他加給我3年管制，因為他和沙威一樣，是在盡忠職守，他沒有錯�！�

　　作者還在結尾特別寫到右派改正的經過。在上世紀70年代末，右派“改正”雖已提出，但阻力仍不小。作者從自己的母校寫起，寫從領導、老教授到一般的同學、職工，如何關心、幫助他“改正”。作者回憶，當年管學生工作的黨委副書記熱情接待了他，留他在家吃飯。隨丈夫去北京后，她還來信介紹作者去找人幫忙安排工作。當年的校長已任教育部副部長，也關心作者，建議他留校。一位老教授在臨終前，特地叫作者到床邊，對他當年的遭遇和自己的做法表示真誠的遺憾痛心。這林林總總洋溢出人性的關愛，表露出可貴的懺悔意識，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盡管作者被下放時才滿20歲，卻能處事不驚，在押送途中，還巧妙地拍照寄送給女友，留下“密碼”。勞改中，很多人忍受不了饑寒、刑罰、屈辱而發瘋、逃跑、自殺，可作者卻甘受其苦，無有他念。他堅信這種日子不可能長久，“我的優勢是年輕，要耗日子還能耗得起”。作者愛讀書，入獄匆忙，他只帶了一本《克魯泡特金自傳》，被沒收后，他就四處找書換書讀。為借讀一本英文版的《戰爭與和平》，寧愿送去僅有的口糧兩個窩窩頭。作者還記日記，他的日記多次被查抄，并因為日記上的幾句話加判刑。但1979年秋天，他離開蘇北利亞時“隨身攜帶的只有一本日記”。書是作者的精神寄托和心靈慰藉；日記記載著他的信念堅守和理想追求，其中更有對歷史的反思。他信奉著托爾斯泰的話：“可怕的不是苦難和死亡，而是那允許人們去造成苦難和死亡的原因�！弊髡咴跁�的結尾最終道出了肺腑之言，“為了中國人子孫后代的幸福，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時刻警醒著，記住，再也不能選擇健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