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id="aaa0a"><tt id="aaa0a"></tt></li>
<li id="aaa0a"><tt id="aaa0a"></tt></li>
  • <li id="aaa0a"></li>
    <tt id="aaa0a"></tt> <li id="aaa0a"><tt id="aaa0a"></tt></li>
  • <li id="aaa0a"></li>
  • <li id="aaa0a"></li>
    <li id="aaa0a"></li>
  • <li id="aaa0a"><tt id="aaa0a"></tt></li>
  • 中國作家網>> 評論 >> 精彩評論 >> 正文

    風格、類型與作家主體(黃桂元)

    http://www.rjjlock.com 2014年08月20日09:12 來源:中國作家網 黃桂元

      文學風格曾是一個熟悉的近乎老生常談的創作學話題,而今被重新提起,我們卻有久違之感。文學風格形成于作家主體,并不是偶然的,總會與時代、民族、地域、流派等諸多元素交織、融合、滲透,最終表現為一種獨異而穩定的書寫風格魅力,同時也是作家成熟的標志。然而,在全球化經濟年代,熱點太多,“機遇”太多,利益太多,誘惑太多,務實性書寫漸有趨同之勢,談論文學風格仿佛已經陳舊、過時。當作家毫不掩飾急功近利的迫切,紛紛視“利益寫作”為一種與時俱進的主流性書寫選擇,且堂而皇之,勝任愉快的時候,文學風格淪落為貌似文學繁榮時代中的稀有之物,也就不足為奇。

      1990年代,伴隨著市場經濟轉型,中國文學曾經歷過一段“山重水復疑無路”的迷茫、苦悶和陣痛期,至今歷歷在目?邕M新世紀門檻,隨著資本注入,經濟搭臺,中國文學景觀仿佛一夜之間峰回路轉,煥然一新,昔日“文學被邊緣化”的哀嘆、苦悶云開霧散,一度振聾發聵的“文學已死”論也已成為日后業內的八卦談資,這種夢幻般的神奇變化不免使人唏噓感慨,悲喜莫名。如今,文學雖已淡出社會中心的光環籠罩,卻在邊緣位置欣欣向榮,大放異彩,諸如各種評獎、論壇、研討、出訪、寫作基地剪彩、文學館落成等活動名目繁多,生香活色,風光無限。有大量硬邦邦的數據可以支持文學繁花似錦、形勢喜人的結論,網絡中各類作品流量堪稱天文數字,僅詩歌網站就數以萬計,紙質文學也是果實累累,2013年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書號中心登記的原創長篇小說竟多達4798部,與十幾年前相比,作家的日子過得滋潤、快意多了,一些名家接軌開始享有國際聲譽,問鼎文學諾獎的莫言更是成為中國作家步入世界文壇的標志性人物,這一切令人嘆為觀止的事實,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文學正在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然而,文學的良辰美景并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有關文學創作風格都去哪兒了的追問,帶有鮮活的問題意識,其所觸及到的某些文學寫作癥結,足以使我們頭腦清醒,保持謹慎樂觀,回到真實的文學現場。

      文學風格的缺失與否,是我們鑒別一個文學時代是否真正繁榮的主要標準。這屬于文學常識,卻很容易被擱置一邊,成為盲點。大家考察、鑒別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往往喜歡集中在“類型文學”層面,并據此做出形勢大好而不是小好的權威評估。大眾可以這樣理解,但對于業內專家,具備一些超越性的眼光和問題意識,就顯得非常必要。

      “類型文學”通常是指題材基本相同,讀者群相對固定的文學形式,其歸納與劃分,界限清晰,一目了然。就文學形式而言,它可以從體裁上區分,比如詩歌、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非虛構、劇作等,也可以從形態上區分,比如現實類、理想類、象征類,每個形態還可以細化,現實類可含再現與寫實,理想類可含表現與虛幻,象征類可含暗示與隱喻,等等。文學形式還可以從題材與讀者群的角度分類,“類型文學”借助網絡平臺與營銷運作異軍突起,光怪陸離,五花八門,“百度”一下,就可以發現網絡文學已是包羅萬象,諸如官場\職場、架空\穿越、武俠\仙俠、玄幻\科幻、神秘\靈異、驚悚\懸疑、游戲\競技、軍事\諜戰、都市\情愛、青春\成長等等都被囊括進來,可謂上天入地,層出不窮,其作用不容低估——不僅擴充了文學品種,激活了文學生態,而且大大豐富了社會大眾的文化娛樂生活。對于“類型文學”的界定,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與“通俗”二字掛鉤,而一概而論,這種習慣性的“掛鉤”聯想往往出于某種成見,在創作美學的天平上,高雅與通俗應該是平等的,互文性的兩個范疇,來自于不同的生產方式、傳播途徑、接受演變和評價體系,并不存在優劣、高下之分,所謂“高雅”也未必完全與“通俗”絕緣,所謂“通俗”也不是毫無成為經典的可能。比如詩經、明清小說,都曾與民間“俗”文學有著某些淵源關系。

      問題在于,“類型文學”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文學的全部。這是一個全民寫作的時代,互聯網為無數網民發表作品提供了最便捷、最自由、最廣闊的平臺,文字“發表”失去了門檻和限制,隨心所欲的寫作繁衍出鋪天蓋地的文字,這也提示我們,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寫作模式,由過去的讀者敬仰經典作家作品的閱讀時代,變成了大眾狂歡般的全民寫作時代,其間不免魚龍混雜,良莠并存,泥沙俱下!邦愋臀膶W”的大本營在網絡,其作品種類盡管千姿百態,卻并不等同于文學風格的多樣性,其中還有相當數量的文字是非文學的。即使是與“類型文學”沾邊的寫作,其動因也往往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壯大密切相關。網絡文學平臺活躍著一批對于“雙贏”充滿渴望且志在必得的寫作生力軍,他們的寫作已被網絡收費模式劫持,每天要生產不少于5000—10000字的作品,一往無前的寫作動力與立竿見影的閱讀奇觀捆綁一起,吊足網民讀者的胃口而充分達到吸金效果,是第一位的,文學風格無關緊要,他們不缺虛構能力,不缺敘事才華,不缺編織技巧,不缺神乎其神的想象力,惟一缺的是文學寫作中的獨特底蘊和風格魅力,指望這里產生持久耐讀的經典作品,恐勉為其難。

      文學風格的存在,歷來是驗證經典作家是否擁有獨特文學價值的依據。很難想象,一位經典作家從來就不曾擁有過屬于自己獨具的文學風格。古今中外的經典作家,無一例外都是以其獨有的藝術底蘊與風格魅力而留存史冊的:被譽為“雄贍高華”的建安文學,“三曹”中曹操詩之蒼勁古直,曹丕詩之悲涼婉轉,曹植詩之風流雅怨,各具風騷,有口皆碑;中國古代文學史中的“韓潮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為歷代讀者所津津樂道;風云浩蕩、云蒸霞蔚的唐詩造就了中國古代詩歌的鼎盛時期,就因為有詩骨陳子昂、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佛王維、詩狂賀知章、詩魔白居易、詩鬼李賀、詩奴賈島等經典詩人群峰比肩,自成一格,各臻其至,難以歸類。業內公認俄羅斯文學史上巨匠如云,僅名尾帶“斯基”字樣的就不下10位,比如別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巴烏斯托夫斯基、斯塔夫斯基、齊奧爾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楚科夫斯基等,他們的精神徽記、氣質紋路彼此難以混同,他們有如星宿般熠熠生輝,以其文學風格的卓然不群映照著俄羅斯文學的浩瀚天宇。

      提到“類型文學”,不能不使人想到一種更具類型特征的文學寫作,這種寫作具有文商互利性質,與文學風格的多樣性不可能兼容。文學風格的多樣性往往受制于時代風潮,知識經濟年代,資本和市場不僅控制了經濟和社會,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知識和文化。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資本”的概念,認為特定的文化資本會培養出相似的文化趣味。就像如今的科學技術與資本、市場、產業的利益鏈條日益嚴絲合縫一樣,文學與資本、市場、產業的利益紐帶也變得日益緊密。存在決定意識,作家在這個過程中很容易與資本與市場共同起舞,達成利益默契。應該說,資本的注入,商媒的傳播對于文學事業的發展還是利大于弊的,需要警惕的是作家需要堅持相對獨立的美學信仰和藝術立場,不能完全被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市場之手隨意擺布。

      市場經濟年代,知識分子的惡質化在一些科技與人文領域有所漫延,部分作家未能幸免。馬克思早在19世紀就曾意識到“貨幣拜物教”對人的異化,它抽掉了人的本質的豐富性,最終把人降低為物質動物。而能夠抗拒異化,缺少功利心,尊重“倫理規范”和“價值信仰”的作家,才有可能進入靈感飛翔和語體創造的自由境界,從而形成文學風格。觀察時下比較活躍的一些作家,籠而統之有兩類角色:寫作型與事件型,他們之間的區別很容易辨識,即文學與非文學。一些是非文學類的“作家”,名頭很響,人們卻想不起他們究竟寫過什么作品,他們善于制造一些吸引眼球的“事件”或組織流派、提出宣言而名噪一時,出人頭地,這類以折騰為主的非文學“作家”不可能與文學風格有任何干系,可忽略不計。寫作型的作家當然是靠寫作安身立命的,一些人孜孜不倦,堪稱寫作者中的勞模,卻仍與文學風格相距甚遠,不免令人不解,其實也不奇怪,原因還是出在寫作者的主體癥候出了問題——更多的利益驅動,模糊了其文化、審美、商業、社交活動之間的界限,導致其骨質疏松,身段綿軟。他們自視為中產階級高端生活中的成員,事實上此言不虛。中產階級意味著穩定、安逸、富足的生活狀態,對于社會運轉起著基石和潤滑作用,以消費為中心,迷戀物質需求,講究品牌享受是中產階級美學觀的要義,因志趣平庸,冷漠自私,性格干枯而被馬爾庫塞稱為“單向度的人”。若說他們缺乏進取心和目標感,也不是事實,行走于市場江湖,與日益強大的商業文化達成最大化的利益共享,便是被他們視為人生成功的夢寐以求。當文學被資本綁架,當作家被市場買斷,當作家的全部生活體驗內容都是商家的利益需求,這一切必然會直接影響到作家的寫作選擇和話語方式。作家勤奮寫作,筆耕不輟,完全成了求實惠,求發展的需要,寫作本身也由此具有了產業性質。有的作家甚至畫地為牢,熱衷于財富敘事,鐘情于金元書寫,甘愿成為金錢的附庸,而疏離了心靈奧秘,必然視文學風格為多余、無用、可笑、不合時宜。久而久之,天經地義,成為一種宿命,一條寫作的不歸路。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漸進過程。

      文學風格的建立肯定會有難度,而最大的難度就是自我挑戰,與作家主體擁有怎樣的精神氣質關系重大。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論述了西方藝術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前者表現為夢,后者表現為醉,是精神氣質的極致寫照,都是在強調文學風格與作家主體的價值信仰、精神氣質之間的內在關系。別林斯基認為,文學風格是在“思想和形式密切融匯中按下自己的個性和精神獨特性的印記”,歌德也承認,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宏大自白的一部分。盧梭何以看重《懺悔錄》,是因為他希望讀者從中看到的不是作品,而是他這個人。這意味著,真正的寫作對于作家具有某種自傳性質,是成立的。西方后現代已有“主體死了”的聲音,它延續了尼采“上帝死了”的類推,意在警示現代人對把握世界的能力不要自我估計過高,這個隱喻釋放了后現代對“人類中心主義”的“顛覆”意圖與“解構”沖動。但我相信,只要作家是真正在用靈魂寫作,主體就不會只是一具軀殼,文學風格也不會無跡可尋。而當作家僅僅成為一個“碼字”匠,一切便無從談起。長期以來,作家一直有“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之譽,這是作家的工作性質和文學藝術的特殊凈化功能決定的,今天并沒有過時。

    網友評論

    留言板 電話:010-65389115 關閉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