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作家常常不會寫文學的悖論，文藝的悖論，實際上文藝是有悖論的，文藝是悖論的結合。
新的向舊的告別，現代向傳統告別，不是一走了之，我們不能不往前走，不往前走就要落后就要挨打，中國必須崛起，屹立于世界，這是歷史的聲音，但是告別又總是淚光點點難分難舍，這是人文的聲音。兩種聲音應該此起彼伏或同時響起。
文藝學界的人，沒有人會不知道童慶炳，多少學人都是在青澀年代里讀著他編著的《文學概論》 《文學理論教程》等書籍成長起來的，他的“審美意識形態”論也引領了一派文藝思潮。8月13日，在由中國文聯主辦，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浙江省文聯、浙江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承辦的第八屆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級研修班上，童慶炳也專程到杭州為全國的中青年文藝評論家授課，談及文藝創作中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悖論。數十載桃李遍天下，來自全國各地的八十余位學員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
《一個人的遭遇》 ：從歌頌走向還原戰爭悲劇，一部中篇小說刷新文學理想
1957年，童慶炳在北師大文學系讀大三。那年新年期間，肖洛霍夫的小說《一個人的遭遇》在《真理報》整版發表，這是《真理報》第一次刊發文學作品。這篇小說迅速在全世界引起重大反響，海明威等大作家紛紛給肖洛霍夫寫了賀信，當年二三月份中國就有了兩個不同的譯本。這件事情對童慶炳和他的同學們來說，就像過節一樣，讓他們感覺到了文學征服人心的力量�！拔覀兡莻�時候，要是誰說沒有讀過《一個人的遭遇》 ，那他還搞什么文學？他就是瘋子。 ” 1965年，肖洛霍夫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在此之前，有關前蘇聯衛國戰爭題材的作品已經很多，如《青年近衛軍》 《日日夜夜》 《真正的人》等，童慶炳那一代人也是在閱讀這些作品中成長起來的。在浩如煙海的前蘇聯衛國戰爭題材小說中，《一個人的遭遇》究竟做出了怎樣一種調整和改變，引起這樣大的轟動？童慶炳分析道，此前的作品都是以歌頌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英勇、堅強、無畏和犧牲精神為主調的，歷史理性成為唯一維度。何為歷史理性？它是從民族的國家的人類的深層意義上來說的，別人的炮彈落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就應該拿起武器來保衛祖國保衛家園，這是人之為人必須有的一種責任，是歷史理性的要求，是愛國主義的要求。在描寫保衛祖國的戰爭時，謳歌他們英勇無畏的精神，這也是歷史理性的要求。
在肖洛霍夫筆下，主人公在祖國遭遇法西斯侵略時毅然決然為祖國而戰，和戰友視死如歸，與敵人殊死戰斗，作家將歷史理性推到了很深的深度，這一點是沒有懷疑的。而在歷史理性的維度之外， 《一個人的遭遇》還有另外一個維度，即人文主義�！皯馉幉粌H僅是英雄赴戰場，不僅僅是歌頌和勝利，戰爭是破壞性、毀滅性的，是要死人的，戰爭給人帶來的是殺戮，是劫難，是永遠不能撫平的精神創傷，帶有悲劇性的一面，我們需要用人文關懷來燭照它，將它的真相展現出來，讓后來者知道戰爭是什么。 ”童慶炳說，一個政治家有時候對戰爭中一個普通戰士遭受的苦難或者被殺害可以忽略不計，只著眼于戰爭的勝敗，而作家的特性就是要敢于說出戰略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不愿意說的話，對作家來講，每一個人的苦難和犧牲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肖洛霍夫也曾說過：文學是良心問題，要是我們不大聲疾呼，反對殺人，下幾代人就不會原諒我們，知識分子要首先對戰爭說不要，而且要說在那些說要的人前面。因而，童慶炳也指出，對于戰爭題材，作家也應該像肖洛霍夫那樣，讓歷史理性和人文關懷的兩個維度保持張力，既要歌頌戰士們英勇抗戰，也要反映戰爭造成的災難和悲劇性，家園失落，親人離去，孤獨與創傷永遠無法抹去。
整個衛國戰爭中，蘇聯被法西斯奪去了幾十萬人的生命，但是以一個人的遭遇為核心的故事，給了全世界人民全新的閱讀感覺。這個創作路線的調整所帶來的結果是還原戰爭的真相，還原戰爭的殘酷性、非人性。童慶炳說，肖洛霍夫尋找到了文學的理想燈火，這種理想火炬既照耀到了蘇維埃祖國大地，也照到了每個人的心里。 《一個人的遭遇》為文學貢獻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悖論，也開辟了一系列作品，甚至將文學史帶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自這篇小說一出，文學的理想被刷新，這一類的作品在前蘇聯不斷涌現，如《最后的炮筒》 《一寸土》 《生者與死者》 《活著，但要記住》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等等。
“我們的作家常常不會寫文學的悖論，文藝的悖論，實際上文藝是有悖論的，文藝是悖論的結合。 ”童慶炳強調。有一幅廣為人知的畫作《父親》 ，就畫出了悖論，滿面滄桑的父親形象，既寫出了農民的勤勞樸素堅強，把自己的每一份力量都獻給了土地，同時在他的額頭的溝紋里，透露出一種悲劇性。畫出了悖論也是它成功的原因。
中國戰爭題材作品：寫出了歷史理性，缺少與之徘徊的人文關懷
中國經歷了很多戰爭，付出了無比慘重的代價，有沒有出現《一個人的遭遇》這樣歷史與人文交匯的文學作品？童慶炳說，我們有好作品， 《鐵道游擊隊》 《保衛延安》《紅日》 《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但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偉大作品太少。 “我們現在有的作家把戰爭寫得太容易了，像挖幾個洞，敵人一個個掉進去了，他們死了，我們勝利了。戰爭不會這么容易，戰爭是世界上最殘酷的東西。 ”
當然也有有文學悖論的作品。比如1954年路翎創作的以抗美援朝戰爭為題材的《洼地上的戰役》 ，實際上比肖洛霍夫的作品出現得還早。戰士王應洪與朝鮮姑娘金圣姬漸生情愫，軍規軍紀與愛戀之間出現矛盾，王應洪選擇了遵守軍紀，卻在洼地上的戰役中犧牲了。作家的態度很重要。路翎認為軍規軍紀是不許違反的，同時他們之間的感情也是值得同情的，作家在軍規軍紀和感情之間，在歷史理性與人文感性之間徘徊，這通過班長王順表現出來。作品一出，就受到了批判。童慶炳分析道，因為當時是把生活簡單化了的，非此即彼，要么是軍法軍紀，要么是談婚論嫁，二者之間不能保持某種張力。
“說到底，最終我們要寫到生活的本真的真實，這種本真的真實在哪里，就在生活的悖論中。 ”童慶炳強調，要寫生活的真實，無非要寫出兩個主義，一是愛國主義，二是人道主義，文學悖論就在這兩個主義的復雜而微妙的關系里。我們天天講文學的真實，但看不到文學的真實，原因也就在這里。
2007年，又一部有文藝悖論的作品出現，這就是馮小剛的電影《集結號》 。童慶炳認為，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歷史理性和人文關懷保持張力的文學理想。主人公連長谷子地和三連47名戰士英勇奮戰，因為沒有聽到預先約定的集結號響， 46個人都犧牲了。作者毫不吝嗇筆墨地歌頌了他們為革命事業前赴后繼一往無前的精神，體現出作者對戰爭歷史理性的深刻理解，在那個時代，還有什么比解放全中國讓人民當家做主更重要呢？但是作品的著力點還在于，解放戰爭勝利之后， 46人沒有被追認為烈士，被遺忘了，谷子地開始艱苦地尋找原來的部隊，來證明46人不是失蹤，他們的鮮血不是水不能白流，他們的犧牲應該得到應有的榮譽和敬佩。這就表現出一種人文關懷的維度。尋找過程中遇到困難阻礙，他生氣、不平、罵人、動武，看似粗暴，實則柔情似水，這種情是對戰友之情，是對人之情。
這部作品讓童慶炳感動，他去看了兩次， “很多電影花了很多工本，最后隨風飄散，唯有《集結號》讓我耿耿于心。 ”作品也有遺憾，就是結尾所有證明找齊，遺體一起安置，大團圓皆大歡喜。童慶炳說，如果他是導演，絕不會這樣做，他一定要寫谷子地到了60歲，他在尋找證據，沒有找到， 70歲尋找，還是沒有找到，到了80歲，他還在尋找�！拔覀冊谝粋�黃昏里，看到一個老人，走在山里一條崎嶇小路上，東倒西歪，但是他在尋找。 ”這是童慶炳理想中的結局，他覺得這樣會更徹底，更感動人。
同期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也有，收視率也不錯， 《亮劍》 《激情燃燒的歲月》 《歷史的天空》 ，有人說，這些不是也很好嗎？童慶炳認為，這些戰爭題材作品也不錯，但是很難稱為優秀作品，因為它們的基調依舊是《青年近衛軍》式的，《紅日》式的，只寫出了歷史理性的維度，沒有與之徘徊的人文關懷維度，讀者從中看不到戰爭的復雜性、多維性和歷史真相，這幾部作品只不過是在男主人公的個性上下了點功夫，寫了他們或粗魯或暴躁的性格。他肯定地表示： “歷史將證明《集結號》比它們好。 ”
和平時期創作：時代精神不只是發展，要寫出告別時的淚光點點
戰爭題材需要有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悖論，如今已是和平時期，題材廣泛，是不是也需要文學悖論呢？童慶炳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獲得空前發展，我國綜合實力不斷提升，社會文明不斷發展，不能不說是歷史理性的勝利，但是另一方面也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負面的東西，比如生態失衡、貧富差距加大、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精神方面的拜物主義抬頭等等，都是經濟發展的伴隨物，作家就不得不面對這種種失衡現象。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更看重歷史理性的一面，作家的特性與他們不同，這兩方面都是社會生活的真相，都必須描寫，這樣文學理想就不能不是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悖論的展示。 “我們總說文學要反映時代精神，可時代精神在哪里？它就蘊含在這個悖論里。 ”童慶炳強調，時代精神不是發展發展再發展，而是科學發展中的告別， “新的向舊的告別，現代向傳統告別，不是一走了之，我們不能不往前走，不往前走就要落后就要挨打，中國必須崛起，屹立于世界，這是歷史的聲音，但是告別又總是淚光點點難分難舍，這是人文的聲音。兩種聲音應該此起彼伏或同時響起。 ”我們需要寫出兩個維度，就是要寫出生活原有的真實。
莫言是童慶炳的學生，這一點童慶炳很少談起。有些人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有異議，認為國外看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童慶炳看到了莫言小說中的好處，比如《蛙》 —— “這部小說要說寫得好，需要從悖論角度來分析” 。莫言寫長篇小說《蛙》 ，寫的是計劃生育，計劃生育需要不需要？需要。計劃生育好不好？很好。甚至莫言自己面對記者講過這個問題，說過中國的土地就這么一點，資源有限，不得不搞計劃生育，這個政策是正確的。這是一方面，寫出了歷史理性。但是作品重點寫什么？寫三個女人之死，莫言寫出了另外一個維度，就是計劃生育和農村執行計劃生育過程中對人的不重視。因為有悖論，整個作品的精神骨架就支撐起來了，作品的好處就在這里。
童慶炳說他從來不研究通俗小說。嚴肅文學作品需要悖論，通俗類以娛樂性為主的文藝作品是否也如此呢？童慶炳指出，與嚴肅作品寫生活真實不同，通俗類作品的根本問題是它不以真實為追求，而是以有趣、有喜劇性，以能夠引起大家的笑聲為追求，因而要寫出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悖論很難。如果作家一定要寫，童慶炳說，他建議選擇古代題材來寫，比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屈原等，只要精心追求，慢慢磨練，也能寫出有悖論的好作品。
文學閱讀與詩歌創作：我的詩從不發表，我的書絕不借給任何一個學生
童慶炳不寫詩。有一次專門研討詩歌的大會，他第一句話就說：我也寫詩。大家不禁驚訝：童老師寫詩，從來沒聽說過啊。童慶炳說，他寫詩，但他的詩從不發表。對于魯迅文學獎中關于周嘯天詩歌的爭議，他尚未關注到，但是就詩歌創作來說，他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現在不是詩歌的時代了，是散文的時代。 ”他指出，詩歌創作面臨三個局限，首先是生活的局限，現在不是處處田園風光的那種綠色生活了，寫機器是很難寫出來的。其次是文學史的局限，我們歷來用的是古體詩，七律五律七絕五絕，這是跟我們中國古代生活相吻合的一種詩歌語言。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的詩很有味道，我們今天寫不出來，寫也是白話詞語，沒有味道，“就像喝酒，你喝的是清酒還是濃酒，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聞一多、何其芳等就在探討中國新詩的出路問題，至今仍在探索中。第三是讀者閱讀的局限，童慶炳了解到有兩本詩歌雜志，一本刊現代詩，一本刊古體詩，令人意外的是，刊發古體詩的刊物銷量大大超越前者。這是為什么？這些都是詩歌創作中的苦惱。
盡管已近耄耋之年，童慶炳仍堅持站在教學崗位上，教了一輩子書，他的經驗就是要多舉生動的例子，從例子切入展開理論闡述，這樣學生往往就會有興趣，能接受。信手拈來的例子并不是憑空而來的，這與他多年來的廣泛閱讀有關。
“我有個怪癖，就是我的書絕不借給任何一個學生。 ”童慶炳透露道，這是因為他的書都是他反復閱讀的，第一次讀夾一張條子，第二次讀再夾張條子，古今中外的作品他都會讀。讀中學時老師告訴他，世界上最大的名著是《浮士德》 ，他就去小城里找，沒有找到。到北師大報道的第二天，他就去圖書館借了這本書來讀。這本書也成了他的入門書，他進入了浮士德的世界，歌德的世界，“從此我真正成為了文學作品的熱愛者” 。他的《紅樓夢》里已經夾了好幾張條子了，目錄、人物出場順序都能背誦出來。第一篇博士論文，童慶炳的選題就是《紅樓夢》 ，有人說你寫不出來，他說我就是要寫出來給你們看。那時候他住西四，常常坐公交車回家的時候一坐到底忘了下車，因為沉浸在大觀園的世界里琢磨。他認為，對研究文學的人來說，讀文學作品非常重要，“你做到這個程度，學生就會佩服你，實際上受益的是你自己” 。一部作品反復讀，讀到心靈深處，讀到感動自己，這部作品就成了你的血和肉，什么時候要用到什么時候就可以拿出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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