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的革命敘事與英雄史詩(李建軍)

　　烈娃的中篇小說作品，似乎并不多，我所讀到的，只有三篇。她的小說寫作，多少可以證明顧炎武《日知錄》中“文不貴多”之論的正確以及“多則必不能工”的深刻。烈娃寫小說，開掘得很深，寫得也頗為精致，顯示出成熟的個人風格：行文率性而不失分寸，幽默而不失嚴肅，微細而不失宏大。

　　烈娃善于在自由舒展的敘事中，完成對人物的人生經驗的概括敘述，實現對紛亂的歷史過程的梳理。她對革命者的復雜心理的把握，對邊防軍人非凡生活的傳奇敘述，都顯示出一種成熟的理解力和敘事能力，為軍旅文學提供了新鮮的經驗。闡釋她的小說作品的敘事內容，離不開“革命”、“戰爭”與“人性”這樣的關鍵詞，離不開“傷害”、“掙扎”與“愛恨”這樣的心理學問題，也離不開“崇高”這樣的美學概念和“忠誠”這樣的倫理概念。

　　《渡江》寫的是一群“南下”干部在勝利以后的生活。緊張而傳奇的對敵斗爭結束了，平靜而平淡的庸常生活開始了。在戰斗的歲月里，他們很少計較個人的得失，但是，到了戰后的和平時代，“級別”和“待遇”全都成了“大事”。生活進入了一個看不見的“埋伏圈”。昔日的同志變成了今日的“對手”，甚至夫妻之間，也起了摩擦和沖突。菊紅是小說中具有核心意義的人物形象。她性格外向而潑辣，心地單純而善良，但卻屢屢遭忌恨和傷害。她與金枝的工農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的身份沖突，與丈夫賀杰在家庭里的“上下級關系”的等級沖突，與張子騰的舊愛未了的情感沖突，與市儈王德彪的“看不順眼”的人格沖突，構成了一張細密的沖突之網。就是在這種復雜的沖突里，菊紅受到了嚴厲的處分，被逼入人生的困境。

　　嚴重的傷害性記憶折磨著菊紅的心。她晚年嘮嘮叨叨，向自己的兒女講述自己的光榮歷史———參加“土改”和“三反”、“五反”、“統購統銷”、湘西剿匪，一口氣說了三個小時；她罵罵咧咧，怨天尤人，對什么都不滿，動不動就要找組織去“告狀”，就要耍脾氣鬧“退黨”。她想不通：“戰爭年代環境那么艱苦和危險，但同志們之間相濡以沫，團結奮戰，終于迎來了革命的勝利和全中國的解放，可現在這是怎么了？”《渡江》是一部深刻的反思之作。它將反思的鋒芒指向人性，指向異常的生活理念和異化的生活方式�！岸山�”在這里已經轉化為意味豐富的象征，象征著另一種考驗的開始，象征著克服人性局限和擺脫生活沖突的艱難。

　　《老子革命多年》是《渡江》情節的延續，也是它的主題和敘事空間的拓展。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菊紅的弟弟宮音書。他十三歲就跟著姐姐南下參加了革命，但卻更熱衷于看小人書和打鳥，是一個完全不懂什么是革命的革命者。他的精神成長與生活歷程，充滿了幼稚的錯位和令人哭笑不得的錯誤。他幾乎沒有干好過一件事情：當通訊員不稱職，被安排去看糧倉；因為不稱職，又被安排參軍，只兩年就復員了，被安排到地區肉食公司工作；然而，他仍然是一個孩子，竟然將剿匪立了戰功的狗給拿槍打死吃掉了；后又被安排到省委的果園工作，因倒賣緊俏物資，被抓起來關了三個月。在三十三歲那年，他因為荒唐的愛情表白，而被定為“猥褻罪”判刑兩年，監外執行，最終收拾行李，回到了河北老家，成了農民。隨著時代風云的變幻，他參加了“文革”等運動。

　　其實，在宮音書的內心深處，埋藏著一個少年時代的傷害記憶，———目睹日本侵略者強奸中國女孩棗兒的情景，對他的心理造成嚴重的傷害：“在心理學上，宮音書屬于恐怖性神經癥或是‘創傷后壓力違�！�，是超乎人類正常經驗之外的創傷性事件。他長時期處在極度的焦慮之中，面對正常的美好的異性，總是有強烈的罪感，也無法接受自己的生理正常需求�！彼�找到了棗兒，承擔起了愛她和保護她的責任。因為愛，他徹底改變了自己：“他美好、善良、敬業、勤快。他發誓要讓棗兒過上美好的生活，發誓要讓自己美好美好更美好。這樣，才配得上美好的棗兒�！毙≌f還敘寫了棗兒在后來所遭受的歧視和侮辱。借助這樣的敘事安排，作者拓寬了作品的主題指涉和意義空間。

　　如果說，這兩部小說是在歷史的廣闊背景上，展示“革命者”的復雜經驗，揭示人性的陰暗、脆弱和向上的掙扎，那么，《天兵臺》 就是一部反映當代軍旅生活的充滿英雄主義激情的作品，是一部精致而富有感染力的優秀之作，是當代軍旅文學值得關注的重要收獲。

　　《天兵臺》是一個美麗而浪漫的愛情故事，也是一首歌頌軍人崇高精神的敘事詩。作者的筆調是熱情的、充滿詩意的，而英雄史詩《瑪納斯》的引入，則強化了作品的抒情性，增加了小說的感染力；第二人稱的敘事話語的設置，也拉近了讀者與敘事世界的距離，給人一種溫暖而親切的感覺。

　　在一個平庸的消費主義寫作泛濫成災的時代，烈娃的充滿歷史感的“革命敘事”，以及具有崇高品質和犧牲精神的“英雄史詩”，無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不僅有助于我們認識生活和人生幽隱的一面，而且還有助于我們建構具有道德詩性的生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