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煒：同時代的寫作(胡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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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煒，詩人，1975年生。寫有詩集《中亞的格列弗》(2012，廣州“副本制作”)，四幕詩劇《韓非與李斯》(2012)，兩幕詩劇《羅曼·馮·恩琴》(2012)等。著有詩學文論系列《近代作者》，對十數位西方近代文學作者進行一種再描述。2011年7月發起由文學寫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和影像工作者構成的綜合創作小組“各種未來”(Multi-Future)，在中國西北、貴州、東北等地進行一系列主題的實地工作，2014年1月策劃展覽“各種未來：工地大陸的觀察員”，在OCAT當代藝術中心展出，并于展覽過程中進行講演、詩劇作品的分角色朗讀表演活動。

　　在詩劇、文論或散文、組詩或短詩集、他所謂的“小長詩”和“小型史詩”的同步創作中，王煒展現出一個寫作者的綜合性和野心。與此相匹配，他旺盛的創造力、純正的文學趣味、文體和美學上的自覺，以及實踐的主動性都足夠支撐他進入同時代的寫作，并走得更遠。

　　詩劇創作：文體僭越

　　王煒近作《韓非與李斯》、《羅曼·馮·恩琴》等詩劇所遭遇的普遍沉默，似乎可以理解為當代詩歌閱讀習慣的一種不適，其中不乏對詩劇這一文體本身的疑慮——詩劇寫作被看作是一個“發生過”的動作而顯得不那么必要。但在王煒看來，于停止的地方對“發生的重新激活”(德里達語)恰恰才是當下詩劇寫作的關鍵意義所在。

　　“我無法同意那些認為詩只應當用一種聲音說話的人�！蓖鯚樀脑妱�創作是他詩歌言談的一次自然生長。在他更早的作品中就開始分布著大量的話語，《烏市別》、《過從》可被看作談話的事后追述，《關于才能》和《續<關于才能>》是一次言談的即時現場，《中亞的格列弗》是連番展開的深入對話。這些一貫的談話進一步被擴大，被豐富，聲音集聚進入一種復調的合奏，便自然發展成了詩劇文體。

　　然而，詩劇在他并不是被動的或者不自覺的，詩中很明顯的政治哲學的光譜以及觀念史的意味，可看作是他在文體選擇上一次重要的自洽�！俄n非與李斯》在兩三人之間遞換的小規模的雄辯，還留存著較多寫作的順勢。這種雄辯被賦予陸續加進來的角色，并因對象的更替呈現出不同的強弱對比，以此來推動“能力的境遇”這一主題的延展。推動的力量部分來自于雄辯中的嘲諷，劇中韓非作為沉默者、失語者和囚禁者，僅有的寥寥數語也被處理成了遺忘，但在李斯的雄辯面前，韓非的寡言反而更從容。在韓非死去之后的第四幕，李斯延續了這種寡言，實現了對雄辯的節制。

　　這種受到節制的嘲諷之聲，在《羅曼·馮·恩琴》中似乎進入了一次更大面積的喧嘩。這種喧嘩起始于一個變動空間中的模糊隨意的時刻，并不斷被放大。恩琴這位試圖建立遠東君主國的僭主，作為這片野生空間的一個既野蠻又盲目的整理者，正是在這種眾聲喧嘩中走向他的失敗。

　　由此不難看出，這幾部詩劇在主題上是同步共振的。它們所遭遇的沉默或許并不僅是文體上的僭越，一定程度也是主題和趣味上的僭越。

　　“各種未來”：主題僭越

　　當下詩歌越來越多的鬧劇色彩正應和著一種關于它的盲腸印象：敏感、脆弱、扮演傷害，但似乎不妨礙割除，因為它們正逐漸與現實全面失聯。這使得我們有必要呼吁一種當代人的現實關注，而非被簡化的現實主義訴求。

　　阿甘本認為：“那些真正地屬于時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合時代要求也不適應時代要求的人……必須堅守他對自身時代的凝視�！薄案鞣N未來：工地大陸的觀察員”創作項目由王煒、申舶良創立于2011年，它關注“人的能力在中國現實空間里的應用狀態”，通過田野工作的方式，以不同的主題去觸碰問題。這種實地觀察消解了可能產生的距離美，似乎具有一種“非文學性”，但同時“中國空間內現有的‘潛能’與不安的‘米提斯’，已經構成臨時的、叵測的戲劇，需要它的詩人�！�

　　“各種未來”的實踐觀察與詩歌創作在王煒這里是同構和同步的，王煒的詩作《實踐者》便是這種現實吁求最早也是最大面積的一次回應，“詩人”作為一個觀察者出入于貴州、新疆等各地的礦場和工地，經歷勞動的管理、對立、叵測和恐懼。在《韓非與李斯》中關于馬的繁殖的詩節試圖借助馬匹物種人為制造的境遇去觸碰生命政治的內容，這應和并延展了“各種未來”中的“馬人”主題。詩中此類關于“治理”、“分類”等主題的討論，密布著一種陰郁的現實激情，它們都像出自那個用大法官駁斥上帝的伊凡(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主人公——編者注)之口，帶有一種世故但動人的嘲諷。詩人有關蒙、疆、藏、東北及舊滿洲地區的閱讀、游歷和對話的結果，更是在《羅曼·馮·恩琴》里得到一次綜合。

　　不同地區的旅行和工作，在王煒的詩作中插滿了地理標識，并使詩成為行動，而非空想。同樣充當一個大陸的巡視者，王煒雖向往惠特曼筆下那個理想的地球文明的世界，但他自己無法成為一個中國的惠特曼。正如屠格涅夫在《關于普希金的講話》中所說：“自己被自己吸引而處于中心的、像靜態的生活一樣的肯定的詩人，被成為離心的、像變動中的生活一樣的否定的詩人所取代�！痹谕鯚樤娮髦行纬傻拇箨戄喞�，充斥著大量的噪音、嬉鬧和回聲。這意味著在主動從“我”的世界中離開之后，一種新的文學空間正在打開，同時，這也可被看作詩對于現實斷裂的一次主動修復和拓展。

　　美學自覺：

　　另一份詩歌詞匯表

　　“我建議一有主題，我們就明說/眼前應變的辦法正是明說�！边@是王煒在《韓非與李斯》詩劇中的一次方法概括。體現在他的詩藝上，是一種“立刻談事情本身”的銘文風格：果敢明晰且質地堅硬，然而“在詩句發展的‘正午’，我們甚至也能覺察到它們的干燥�！�

　　王煒曾在邊疆生活和工作近7年，除了明朗的視力，他還在這種紛雜中鍛煉出一種語言的決斷力，這構成了他得以在詩劇體裁中存活的一種要素。詩劇中談話的敏捷呈現出來的詩節動態構成詩劇的戲劇性，不驚異、不蠱惑，既合乎經驗的自然概括，又是出于對事物和環境的敏銳探知。但我避免在此提到深刻，深刻往往把詞語引向形而上學，而這正是王煒試圖避開的陷阱之一。

　　在當下的詩歌迷信中，對詞語的迷信是最常見的一種，借助詞語的突出制造一種本能快感。這類詩歌構成的是同一片閃爍的湖面，但其中并沒有事情發生。對讀者而言，恰恰這樣的詞語之詩又具有一種令人躍躍欲試的蠱惑力，似乎每個人都可以組織幾個疲倦的比喻來使它們愈發陳舊。詩這一形式，也因此更善于隱藏平庸。

　　由詩句的銘文風格，繼而發展出王煒詩歌中驚人的美學自覺，這與他所關注事物的開放性和豁達性有關。相比王煒的銘文風格，當前充滿自戀主體的詩歌風尚我認為是偏女性化的，即使表達憤怒也不過是變回一個無性別的孩子。他們借助汗水、淚珠、血液等黏糊的分泌物，在詩中扮演濃稠的情緒戲劇和幻想自傳，而這正如盧梭所說：“在我們之間現行的性別混亂中，保持自己的性別幾乎是一個奇跡�！�

　　王煒美學風格上的男性化，并不在于剛硬的大男子主義，而是出于一種文學趣味上的糾正和均衡。在某種意義上，這關乎文學的健康。

　　綜合作者：

　　成為同時代的人

　　王煒對自己的寫作有大量的自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一系列關于文學的信，其中沒有自傳，也沒有懺悔錄，但不乏對自己作品的一些簡要說明，多半關乎一個主題從發生、變形到成型的線索。它們可被看作優秀的創作談，某種程度上也有自我辯護的意味。

　　《近代作者》系列文論的產生，可以理解為王煒試圖主動建立“譜系”的沖動，這些散文是對十數個西方近代文學作者進行的一次重構，具有詩學和觀念史的意味。同時，它們與三部詩劇的創作、“各種未來：工地大陸的觀察員”的一系列實地采訪、寫作和展覽活動，以及一些他所謂的“小長詩”(如《實踐者》)寫作同步，構成了他作為綜合作者的一種雛形。

　　根據阿甘本對“當代人”的界定，“同時代的寫作”可被引申為既不合時代的閱讀習慣，也不去適應時代的閱讀習慣。但相比這種在否定中的成型，王煒本人有一種正面的表述：兼具創造力與主動性。他信任創造力是用以對抗世俗的惟一力量，但解決遠不是一勞永逸的，所以必須主動在變動的現實狀態中，去承接叵測的命運。而這或許也是《近代作者》系列文章正在產生的一種揭示。

　　胡子華，媒體人，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