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一聽，那些并非拙見的“拙見”

　　左起：陳偉鴻、朱鼎健、莫言、毛繼鴻。 可為 制圖

　　8月19日，在廣州大劇院，莫言、許鞍華、楊錦麟、毛繼鴻、朱鼎健、陳偉鴻一起參加了“拙見2014年度盛典”，并分別作了21分鐘的演講。經活動主辦方授權，本版精編了部分演講內容，以饗讀者。

　　■本報記者 徐蓓 整理

　　莫言：喧囂會掩蓋真相，但不能永遠掩蓋

　　關于真實，我想真實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的本來面貌，也是事實的本來面貌。有時候喧囂掩蓋真實，或者說會掩蓋真相，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喧囂不可能永遠掩蓋真相，或者說不能永遠掩蓋真實。我可以講四個故事，來證明我這個論點。

　　第一個故事是，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我的一個闖關東的鄰居回來了，在村子里揚言他發了大財，說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挖到一顆人參，賣了幾十萬元人民幣。很多村民爭先恐后地請他吃飯，因為大家對有錢人還是很尊敬的，希望一遍遍聽他講述如何在深山老林里挖到人參的經歷。

　　我們家當然也不能免俗。我們把他請來，坐在我家炕頭上吃飯，我記得很清楚，他穿了一件在我們當時的農民眼里看起來很漂亮的黑色呢子大衣，他即便坐在熱炕頭上也不脫下這件大衣。我記得我們家搟面條給他吃，我奶奶就發現他脖子上有一只虱子，于是他的喧囂就被虱子給擊破了，因為一個真正有錢的人是不會生虱子的。過去人講說“窮生虱子富生癤子”，我們知道他并沒有發財，盡管他永遠不脫下來那件呢子大衣，但是他的內衣肯定很破爛。又過了不久，這個人的表弟也穿了一件同樣的呢子大衣。奶奶問他，你這件大衣跟你表哥的很像，他說表哥就是借我的。事實又一次擊破了這個人喧囂的謊言。

　　另外一個故事是，我在北京的檢察機關工作期間，曾經接觸了不少有關貪官的案件。當然我不是檢察官，因為我們是新聞單位，要報道，我作為記者，了解了很多這方面的案例。其中在河北某地有一個貪官，他平常穿得非常樸素，上下班騎自行車，給人一種非常廉潔的印象，他每次開會都要大張旗鼓、義正詞嚴地抨擊貪污腐敗。過了不久，檢察院從他床下面搜出了幾百萬人民幣，把他關于廉潔、關于反腐敗的喧囂給擊破了。

　　第三個是我的親身經歷。2011年我在我的故鄉寫作，有一次到集上去買桃子。一個賣桃子的人看起來很彪悍，他也認識我，或者說他認出了我。他一見面就說，你怎么還要來買桃呢？他點了我們市里一位領導的名字說，某某某給你送一車不就行了嗎？然后我說我又不是當官的，他干嗎要給我送。他馬上說，你是當兵的——實際上我不是當兵的，我已經轉業了——他說，你們這些當兵的，我們白養了你們，連釣魚島都看不住，讓小日本在那邊占領。我說小日本也沒有占領，他說反正你們當兵的白養了，我說，那怎么辦？他說很好辦嘛，放一個煙幕彈就把問題全解決了。盡管我心里很不愉快，但我還是買了他5斤桃子。我說，桃子甜嗎？他說太甜了，新品種。我說你給我夠秤，他說放心。結果回家一稱桃子只有3斤多一點，虧了我將近兩斤，然后一吃，又酸又澀。所以，真實又一次把賣桃人的喧囂給擊破了。

　　第四個故事也是我的親身經歷。我有一個親戚，每次見他，他都義憤填膺地痛罵當官的，咬牙切齒，怒發沖冠。今年他的兒子參加中考，離我們縣最好的中學的錄取分數線差了5分，他就找到我了，說就差了5分，你找一找人。我說現在誰還敢，現在反腐敗的呼聲如此高。他說我不怕花錢，我有錢。我說你讓我去送錢，這不是讓我去行賄嗎？這不是腐敗嗎？你不是痛恨貪官污吏嗎？現在你這樣做不是讓我幫著你制造新的貪官污吏嗎？他說這是兩碼事，這是我的孩子要上學了。這個真實也把親戚反對貪官污吏的喧囂給擊破了。

　　我對這四個故事的主人公沒有任何譏諷嘲弄的意思，我也理解他們，同情他們。假如我是我的那位親戚，我的孩子今年中考差了幾分，上不了重點中學，也許我也要想辦法去找人，我也會跟我的親戚說，不怕花錢。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為什么大家在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家庭利益的時候，都是一個非常正派的、非常剛強、非常廉潔、非常正直的人，為什么一旦我們碰到了這樣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了孩子的事情，我們的腰桿為什么立刻又軟了，我們的原則為什么立刻不存在了？我想這有人性的弱點，也有社會體制的缺陷。所以我講這四個故事沒有譏諷意義，而是要通過這四個故事來反省，讓每個人在看待社會問題的時候，在面對社會喧囂的時候，能夠冷靜地想一想喧囂背后的另一面。

　　(莫言，著名作家)

　　陳偉鴻：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可以看得見的遠方

　　我主持《對話》節目14年了，我常常想，它最吸引我的東西到底是什么？我覺得不是江湖上傳言的大官、大款、大腕，而是我可以近距離傾聽嘉賓的內心。

　　舉一個例子，王石，他是一個非常有謀略的企業家。他在這些年反復問我一個問題，說我們上一次的對話，我的反應真的那么慢嗎？我斬釘截鐵地告訴他，的確非常慢。這是4年前我們在四川錄制的一次對話，那一年他剛剛完成了珠峰的登頂，所有人都知道缺氧會讓人反應過慢。我為什么會那么佩服王石？不是佩服他的謀略，不是佩服他登山的壯舉，而是他對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他人生的最高峰并不是珠峰，而是一座又一座高峰等著他去攀登。

　　他的內心也有很多的膽怯，比如決定去美國留學。他說本來第一次的開學在九月份，然后簽證沒有辦下來，他的內心不是懊惱和失望，而是興高采烈。他說我終于可以晚一點去美國了，所以他對陌生的遠方和未來也有擔心。

　　他說有個員工曾經做過他的秘書，那段時間他比王石還要忙。王石有一天很好奇，問他這么忙到底是干什么？他說您不是要去美國留學了嗎？我不是要去做你的秘書嗎？王石說，誰說我要帶秘書去？他后來在美國當地找了一個小秘書，這個秘書不負責他生活的任何方面，只負責在課堂上認真記錄教授說的每一句話。我說你有那么多時間消化那些筆記嗎？王石說，我下了課鉆在宿舍里就是消化那些筆記，我的英文最差，但是在每一個課堂上我都是最后一個交卷卻拿最高分的人。

　　王石是一個很安靜的人，有一次我在機場看到他在登機口，默默地坐在那里看書，好像周圍所有的嘈雜都和他無關。王石雖然身處也許是最鼎沸的行業，但是他卻像在登機口安靜地看書一樣，能夠安靜地審視自己的內心。

　　其實我在《對話》中最大的收獲，就是看到每一個成功者內心的風景。哪怕他曾經沮喪，哪怕他曾經膽怯，但這一切都是他內心的真實聲音。每個人的內心其實都有一扇小門，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被一種方式以某一種力量悄然推開。

　　前不久我剛看了電影《后會無期》，我挺喜歡里面的主題曲《平凡之路》，那歌詞特別符合我的心境。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可以看得見的遠方，但是通向遠方的道路就在你的腳下。

　　(陳偉鴻，中央電視臺主持人)

　　毛繼鴻：在我心里有一個美好的理想國

　　我想，之所以要我來“拙見”演講，可能是因為我真的做過很多很拙的事。

　　前段時間去見一位佛家大師，有朋友問大師關于禪修的事情。大師回答我那位朋友，其實現代人不適合禪修，因為心太亂。他說古代的人比較適合禪修，因為他們有點笨，有點拙。想起這么多年從設計時裝開始，到創建“方所”，我做了很多笨拙的事情，也許我是屬于這個時代里比較笨的人吧。

　　我是服裝設計師出身，在20多年的時間里，通過做衣服來表達我想尋找的那種自在。因為大家都知道，衣服是人的第二層皮膚，在制造衣服的過程當中，我一直也把衣服看成是文明的紐帶，從來沒有只是為做衣服而做衣服。

　　3年前，我終于有機會跟我的兩個伙伴一起建立了“方所”文化空間，這是一個集書籍、服飾、生活美學產品、咖啡、展覽及文化講堂于一體的空間，可以傳遞美，傳遞知識，傳遞一種生活方式，我認為它是我心中的一個烏托邦。

　　創建“方所”其實是一件在很多生意人看來很愚蠢的事情——花了幾千萬元，在一個被認為是文化沙漠的城市，建了一個這樣的地方。但出乎我所料，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里，我們已經接待了200多萬人，作了200多場演講，主辦了30多場展覽。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真正感受到了場所精神的力量。所謂“場所精神”的力量，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從各種偏遠的地方來到城市，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員，我想“方所”可能會通過這種場所的文化形態，提供一個相對理想的解決方案。我們力求真正把教室、書店、圖書館，或者是展覽館、文化藝術活動帶到民眾當中，從而帶給他們一種高質量的生活方式。

　　我想起自己小時候住的那個院子，人與人的關系特別和諧。整個院子里大概有100戶左右的人家，有幾十個小孩。每到秋收的時候，柚子熟了，單位里的人就把所有的柚子摘下來，分給每個家庭。桃子熟了，也會分給每個家庭。小時候最快樂的時候就是傍晚，小伙伴們一起疊著紙飛機，比拼誰的飛機能飛得最遠，那是我覺得特別美好的時光。我發現，在我的心里有一個屬于自己想象的理想國，我希望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讓我們的下一代有一個更美好的理想國。

　　(毛繼鴻，中國服裝協會副會長，1996年創立品牌“例外”)

　　朱鼎�。翰蛔鎏稍跇涫a下乘涼的富二代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父親開始創業。我記得他真是早出晚歸，永遠都是披星戴月。我們之間不但溝通少、接觸少，甚至對父母還有一種恐懼感。我的弟弟妹妹都說，自從五六歲之后，沒有一次生日是和父母一起度過的。

　　父母沒有時間照顧家庭，就把孩子全部送去寄宿學校，我也被送到外國的寄宿學校，和父母的距離越來越遠。但是他們沒有富養我，而是繼續苦養我。我必須每個暑假都去打工，所以從小就開始在餐廳、便利店、加油站打工，賺取自己的零花錢。我從小就樹立了一種價值觀，那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是讓我今天“不做富二代”的最基本的思想。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我父親就轉型搞旅游休閑體育產業，短短十年時間，創建了全世界最大的高爾夫球會。21歲那年，我大學畢業回來幫我父親，去了很多部門，從前臺到剪草，再到禮賓部，很多工作都做過，這就是我父親的育兒觀——孩子必須要苦養。

　　2004年我父親發現自己患有晚期癌癥。他跟我說，希望我幫他做兩件事，第一，實現他的夢想；第二，要實現他對政府的承諾。我那時候真的有點像一個富二代，不需要承擔任何壓力，因為辦什么事都有父親沖在前面。那一年我32歲，我答應父親要去實現他的夢想，實現他對政府的承諾，這也是我唯一的動力。

　　2009年，父親離開了我們。長子為父，我的壓力突然倍增，我開始思考，究竟我生存的意義是什么。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生存的意義和價值，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職責，我不可以做富二代，我不可以躺在樹蔭下乘涼。我認為一個好父親不是給孩子穿什么品牌，開什么汽車，戴什么手表，而是要看他傳承了什么價值觀給下一代，怎樣通過言行舉止為自己的家族發揚光大。

　　我父親在世的時候，他一直有個價值觀，那就是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我記得他在走之前，最后一次出席的公開活動，是捐贈一所學校。他當時說，如果人的財富可以轉換成人的智慧，這是他最大的福氣。所以我也要傳承我父親的善心�，F在我正在做的就是捐贈一所大學，這個大學是和一所英國大學一起合作的。因為我很幸運，從小能夠學會英文，不會被老外欺負，所以我希望以后更多的中國孩子從小有這樣的機會，熟讀英文，了解世界，這就是我的中國夢。

　　(朱鼎健，香港駿豪集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