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中國的深度書寫——評關仁山的長篇小說《日頭》(孟繁華)

　　關仁山是一位長期關注當代鄉村生活變遷的作家，是一位努力與當下生活建立關系的作家，是一位關懷當下中國鄉村命運的作家。當下生活和與當下生活相關的文學創作，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也意味著某種不安全性。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創作就充滿了風險和挑戰。但也恰恰因為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性，這種創作才充滿了魅力。關仁山的創作幾乎都與當下生活有關。我欣賞敢于和堅持書寫當下生活的作家作品。他的《天高地厚》《白紙門》《麥河》等長篇小說，在批評界和讀者那里都有很好的評價�，F在，關仁山又發表了47萬字的長篇小說新作《日頭》(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度疹^》是關仁山講述的冀東平原日頭村近半個世紀的歷史與現實，小說對中國“史傳傳統”的自覺承傳，使《日頭》既是虛構的故事或傳奇，同時也是半個世紀鄉村中國變革的真實縮影。我們仿佛聽到了深刻反映這個時代的“黃鐘大呂”之音。冀東平原的風土人情愛恨情仇，就這樣波瀾壯闊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重要的是，關仁山書寫了鄉村文明崩潰的過程和新文明建構的艱難。他的文化記憶和文學想象，為當下中國的鄉土文學提供了新的經驗和路向。

　　如果說《天高地厚》《麥河》等小說，還對鄉村中國的當下狀況多持有樂觀主義，更多的還是歌頌的話，那么《日頭》則更多地探究了當下中國鄉村文明崩潰的歷史過程和原因。

　　小說從“文革”發生開始，日頭村成立了造反組織，紅衛兵也進入了日頭村�！叭疹^村很多事說不清來龍去脈，只知道狀元槐、古鐘和魁星閣�！鼻�年老槐樹上掛著古鐘，為金狀元修的魁星閣這三件東西是日頭村的象征，也是日頭村的文化符號。但是，“文革”首先從燒魁星閣開始：“魁星閣著火了！火光簇簇，一片通明，血燕四處驚飛，整個天空好像涂滿了血。我和老槐樹一道，眼睜睜看著文廟的大火燒了起來。大火燒得兇，像跟文廟有仇似的。天亮時文廟全都燒塌了，只剩下半堵墻。紅衛兵排起長隊，向著殘垣斷壁鼓掌。黑五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讓我們歡呼吧！”小學校長金世鑫突然跪倒在地，“仰天長嘯：日頭村的文脈斷了，文脈呀！沒了文脈，我們和子孫后代都要成為野蠻人��！”接著是批斗金世鑫。這一切都是在造反司令權桑麻指使下完成的。金家和權家有世仇，這個世仇可以追溯至土改。正如故事講述者老軫頭追憶說：(土改中)權家和金家鬧出了人命。于是，權家與金家的爭斗，成了日頭村一直未變的生活政治�！皺嗌Ｂ檎茩嘁院�，視天啟大鐘、狀元槐和魁星閣為眼中釘�！睓嗌Ｂ榈倪@種仇怨，只因為日頭村的這三個文化符號與金家有關。因此，從土改一直到“文革”，權家沒有終止對金家的打擊和爭斗。這幾個事件，集中表達了日頭村鄉村文明和倫理的崩潰過程。

　　這個過程當然不是始于關仁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等反映土改斗爭的小說，都有詳盡的對地主斗爭和訴諸暴力行為的描寫。比如對錢文貴的批斗、對韓老六的批斗，而李如珍則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那個時代，只要把人命名為“地主”、“富農”，無論怎樣羞辱、折磨，直至肉體消滅，都是合法的。而這些反映土改斗爭的小說，都對這些暴力行為給予了熱情贊揚，這一立場在今天看來是需要討論的。從某種意義可以說，鄉村中國鄉紳制度的終結，也就是鄉村中國文明崩潰的開始�！度疹^》也寫到了日頭村的這些場景，從土改到“文革”。但是，關仁山不是在謳歌這些暴力和破壞行為，他在展現這些場景的時候，顯然是帶著強烈的反省和批判立場的。

　　小說中的兩個主要人物——金沐灶、權國金，他們都是當代鄉村青年。但是權國金繼承了祖上仇怨心理，無論是戀愛還是日頭村的發展道路，一定要和金沐灶斗爭。這既與家族盤根錯結的歷史淵源有關，同時也與父親權桑麻的灌輸有關。權桑麻曾說：“老二，你哥不在，爹跟你說幾句私密話。這么多年來，你爹最大的貢獻是啥？不是搞了企業，不是掙到了多少個億的錢，而是替權家豎了一個敵人，就是金家。不管金沐灶救沒救過你的命，你都不能感情用事。因為，我們家族要強大，需要一個更強大的敵人。你懂這個道理嗎？”這就是權桑麻的斗爭哲學。

　　但是，改變鄉村命運更強大的力量或許還不是權、金兩家的爭斗。日頭村也終于在招商引資的潮流中辦起了工廠，權家掌控著工廠。老軫頭和金沐灶曾有這樣一段對話：

　　年輕人都進了企業，或是去外地打工，不管土地的事兒。只有年老的在地里巴結，莊稼長成拉拉秧，只能混口飯吃。工業把土地弄臟了，河水泡渾了，長出的東西，都是臟的。我坐在地頭，一坐就是老半天，看著那些青草長出來，越長越高，埋了莊稼，埋了一塊地一塊地的莊稼，后來，莊稼地成了草地。他們不要莊稼了，不要糧食了。一想這些，我就哐哐地敲鐘，敲得漫不經心，隨意自如。

　　金沐灶也常常發呆。那天他和我并排坐在地頭。我掐了老煙葉，嘴唇舔了紙，給他包了一個喇叭茼煙卷。金沐灶默默吸了兩口，說：資本的威力太大了。我這個小鄉長沒招兒啊，沒人聽我的。我吸著喇叭煙說：你是鄉長，都沒人聽，那更沒人聽這個敲鐘的！金沐灶說：軫叔，我當這個鄉長，這就是我想要的結果嗎？我想在工業化和現代農業發展上找到平衡點，但找不到。工業化太強大了，擋不住��！

　　鄉村中國的發展并沒有完全掌控在想象或設計的路線圖上，在發展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發展起來的村莊逐漸實現了與城市的同質化，落后的村莊變成了“空心化”。這兩極化的村莊其文明的載體已不復存在；而對所有村莊進行共同教育的則是大眾傳媒——電視。電視是這個時代影響最為廣泛的教育家，電視的聲音和傳播的消息、價值觀早已深入千家萬戶。鄉村之外的滾滾紅塵和雜陳五色早已被接受和向往。在這樣的文化和媒體環境中，鄉村文明不戰自敗，哪里還有什么鄉村文明的立足之地。鄉村再也不是令人羨慕的所在，很多鄉村，大可以用“荒涼衰敗”來形容。與此同時，“鄉村的倫理秩序也在發生異化。傳統的信任關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儉持家的觀念被短視的消費文化所刺激，人與人的關系正在變得緊張而缺乏溫情。故鄉的淪陷，加劇了中國人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也加劇了中國基層社會的秩序混亂�！�(見《中國新聞周刊》總第540期特稿《深度中國·重建故鄉》，2012年3月29日。)這就是鄉村文明崩潰的前世今生。

　　在火苗的說服下，權國金把魁星閣又建了起來。但是在金沐灶看來：“這表面看是好事，細想想，這又不是什么好事，也許是一個陷阱，是一個難以預料的災難。如果不在人心中建設魁星閣，浮華的建筑當年震不住權桑麻，以后它照樣震不住權國金的。我對未來的魁星閣還是充滿憂慮��！是什么讓我這樣憂慮，它的深層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作為鄉長的金沐灶顯然看到了鄉村中國文明的淪陷，但是他又能怎樣呢？

　　谷縣長批評權國金招商不利。權國金便伙同鄺老板破壞耕地挖湖，為了動員村民拆遷，人們都被趕到簡易安置房里去了。但是：

　　這嚴酷的一天，說來就來了。

　　一輛輛警車拉著警察趕來了。在拆遷現場拉開了警戒線，還出現了特警，特警們拿著盾牌，車里備著催淚彈。

　　開場是權國金蠻有氣勢的講話：鄉親們，今天的日子應該記入日頭村的歷史。我們搞城鎮化，搞現代農業，就得大量轉移農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農民轉移出去，表面看，我們沒離開燕子河，沒離開這塊地兒，其實，是質的變化，你們由農民變市民啦！這是大轉型時代，大伙都忍點痛苦，作出一點犧牲，也是給國家作了貢獻。我堅信，我們明天的日子會越來越紅火，我權國金，代表村委會謝謝大家啦！

　　他說著，鞠了躬，還掉了眼淚。

　　于是，“村口的石碑被挖了出來。蟈蟈揮舞大錘砸著，兩聲脆響，石碑斷裂了�！笔�碑是一個象征性的事物，石碑的斷裂表明日頭村已不復存在。當鄉村文明的載體已經被徹底顛覆的時候，鄉村文明哪里還有藏身之地？這一筆是觸目驚心的。

　　權國金不止是日頭村獨特的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中國從土改經“文革”再到鄉村城鎮化改造過程中，形成的“特權農民”的一個典型。他帶著他爹權桑麻的一根骨頭，精神上就有了變異，原來的他是淳樸的，雖然有心計，但是缺少霸氣和威猛，可是自從啃了權桑麻留下的骨頭，他不僅作風上專橫跋扈，而且個人品性上厚顏無恥，從個人生活，比如失去性功能后專門拍攝女人的腳，一直到后來的侵吞占地款。鄉村文明的終結雖然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勢決定的，但是，在鄉村中國內部，即便沒有外力的推動，傳統鄉村文明也在權國金這類人物的踐踏下名存實亡了。

　　最后，我不能不多說說金沐灶這個藝術形象。金沐灶是個新形象，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民間思想者。他帶著沾著父親鮮血從天啟大鐘拓下的《金剛經》，心中充滿悲憫。他面對與火苗愛情的煎熬，高考中當了文科狀元，畢業后回鄉當了鄉長，一心為鄉親們招商引資，但是現實讓他無法擺脫權桑麻的陰影，無法擺脫資本的侵蝕，內心卻不甘沉淪，他向往著心中的紅嘴烏鴉，對人生有了崇高的追求。他在現實中無處可逃的時候，就把精神理想寄托放在了遠方的紅嘴烏鴉和美麗的云頂。重建魁星閣成為他最大的理想，也是他在濁世中的精神寄托。面對鄉村文化的崩潰，盡管他受到了道士杜伯儒的影響，但他的痛苦是無法救贖的，他斗爭過，也絕望過，他既無法擺脫現實，又沒有能力得到解脫。他的精神困境、他的精神探索有了普遍性，從而引起我們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進行深入思考。金沐灶注定要燃燒自己來祭奠理想。他對農民命運的探索是悲壯的，寄托了我們的理想，他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紅嘴烏鴉。

　　小說中的毛嘎子升天、老槐樹流血、血燕、天啟鐘自鳴、敲鐘不響、狀元樹被燒、大鐘滑落響了三天三夜、枯井冒黑水、日月同輝、紅嘴烏鴉的傳說等，都有《白紙門》的遺風流韻，也有《百年孤獨》的某些影響。這些魔幻或超現實的筆法，在他的《麥河》中已有運用，但是，魔幻在《日頭》中更加圓熟、更加突出，有效地豐富了小說的文化內涵；另一方面，小說用中國古代審定樂音的高低標準“十二律”作為各章的命名，不僅強化了小說的節奏感，同時與小說各章的起承轉合相吻合。這一別開生面的想象，也是中國經驗在《日頭》中恰到好處的表達�！度疹^》是關仁山突破自己創作的一次重要的挑戰，一個作家突破自己是最困難的。關仁山韜光養晦多年，他用自己堅實的生活積累和敏銳觀察，書寫了日頭村傳統文明崩潰的前世今生，實現自己多年的期許。他對鄉村中國當下面臨的問題的思考和文學想象，也應和了我曾提出的一個觀點：鄉村文明的崩潰并不意味著對鄉村中國書寫的終結，這一領域仍然是那些有抱負的作家一展身手前途無限的巨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