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戴灰帽子的人(王培元)

邵燕祥

　　邵燕祥先生這一生，經歷了兩個時代，四九年前為“民國”，四九年后是“人民共和國”。

　　民國那一段，戰亂頻仍，動蕩不寧，民不聊生。進入新中國，改元建制，萬象更始，天翻地覆，一派新氣。然而，沒過不久，即一個運動接著另一個運動，無休無止，折騰無已。據專家統計，“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所搞政治運動約有六十余次之多。五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的邵先生，以熱烈純真、意氣風發的抒情詩人名世，然而卻于1957年那場“引蛇出洞”的陰謀陽謀的政治風暴中，一下子成為“右派分子”，頓時跌入萬丈深淵，成為階級敵人“黑五類”(即所謂“地富反壞右”之“右”)，后又發配到渤海之濱的黃驊中捷友誼農場勞動改造。

　　1959年10月，他終于獲準回到北京，重返原工作單位，但仍是政治賤民身份，所謂“內部控制使用”也。這部《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憶述的，正是1960至1965年間的一段生活、工作經歷，是他人生之路的一個橫截面。這幾年，經過了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大饑荒以后，處在“文革”爆發之前，似乎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是社會政治風云依然鼓蕩翻卷，暗流洶涌，“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沾了特赦戰犯的光，邵先生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頂沉重地壓在頭頂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繼續“夾著尾巴做人”。這到底是怎樣一種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態、心境究竟如何？他歷經了怎樣的內心掙扎？他如何才能在準良民賤民的地位，獲得一種生活的平靜、精神的安寧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頭上扣著的帽子變成了灰色。此種特殊生存狀態、精神狀態，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茍活”。當然，這不過是現在的看法，當時則并非作如是觀。那會兒則是要極力進行自我改造的；　是要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中來”，“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的。說得透底一點，也不過是為了從“做奴隸而不得”的地位，力爭熬到一個“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位置而已。

　　前幾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題為“歷史現場與個人記憶”，倒可以移來說明此書的敘事特點，即取一種雙重的視角：一是努力返回歷史現場，力圖寫出以往的生活真實、社會真實、心理真實和精神真實，完整地重現那個時代的真實；二、自然，個人記憶具有個人性主觀性，是有情感有傾向性的記憶，系如今的作者對已逝歷史的記憶和書寫，這種記憶和書寫之目的，是為了記住歷史、反思歷史、審視歷史，也是為了審視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會缺失反思精神和歷史深度，造成對于事實和歷史的回避與掩蓋。這種具有個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歷史書寫，用邵先生自己說過的話，也可以說叫“尋找靈魂”，找回“迷失的靈魂”。

　　尋找靈魂、反思解剖難矣哉！魯迅《野草·墓碣文》有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

　　在“文革”結束后“歸來”的一代作家當中，邵燕祥先生恐怕是最早對當代歷史、對剛剛過去的個人史，自覺地采取認真嚴肅徹底的反思態度者之一。其實，這也是他重返文壇后包括詩歌、雜感、隨筆在內的全部著述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特征。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著的《沉船》《人生敗筆》，到近十多年來的《邵燕祥自述》《找靈魂》，以及《一個戴灰帽子的人》，皆程度不同地具有這種明確的文化品格和鮮明的精神取向。在《找靈魂》一書引言中他曾說道：“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闭嬲\而沉痛！這是從“瞞和騙”的大網羅中掙脫出來的知識者的真正醒覺的聲音，是發自肺腑的痛定思痛的心聲。

　　邵先生還說過，1949年后他“從領袖崇拜到參與造神自有思想基礎，其中包括斯大林體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許還有東方專制主義傳統沉淀下來的臣民潛意識”；作為一個文學寫作者，于是也“就在幾近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情勢下，越陷越深地令筆下成為某種政治概念、政治意圖的復述、圖解、傳聲筒”。所謂“歷史現場與個人記憶”，亦即通過個人記憶重返歷史現場，拒絕遺忘過去，拯救歷史記憶，為他們那代人親歷的那段不堪回首又必須審視的沉重、苦痛、荒謬的歲月，留下一份個人的寶貴證詞。

　　邵先生的舊體詩《書憤》有句云：“垂垂老矣吳剛斧，西緒弗斯上下山”，何其苦澀、無奈、悲涼、荒誕而又沉痛哉！燈下拜讀此著，這兩句詩時時浮上心頭，不覺百味雜陳，感慨系之矣。人生實難，是古人一再嘆息過的。經歷過兩個時代，又曾頭頂著沉重的政治帽子的邵先生這代人，人生猶難！而邵先生更難能可貴的是，對于過去遭受的政治磨難和人生苦難的一以貫之的正視態度與反思精神。他的清醒嚴峻的理性與生動真切的敘事，使《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這本書具有了相當強的可讀性和深刻的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