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學如何相逢(劉婷)

東西方文學如何相逢

　　從八月末到九月初，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和北京國際圖書節這兩場受到關注的文化交流活動，把每每涉及中外出版界相聚就會被提出的，中國文學如何走向西方的問題，提到人們面前。

　　此前，業內人士就翻譯、合作、宣傳、平臺等多個層面的內容，就這些可大致統歸為渠道方面的問題，已進行過頗多探討。而就這一切的源頭——作家的創作，在日前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以“中國小說的可能性”為主題，讓五位對“怎么寫”頗有思考的作家，就創作本身，暢談東西方文學相逢的問題。

　　“吉卜林說過，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東方和西方是不可能相逢的。這是吉卜林說得很絕望的一句話，當然我們可以討論�！笔�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說道。在我們的文學對外交流中，我們看到了許多發展，同樣，在一些西方批評家、漢學家那里，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提示，也看到一些錯位和誤解。在這場討論中，寧肯、徐則臣、范穩、李浩、盛可以幾位作家，就西方評論家提出的中國小說寫的太長、中國小說人物缺少深度、對人物心靈的探索太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我們為何在談論對作家有影響力的作家時，總是提到西方作家的名字，面對翻譯中的難題在寫作中如何處理我們的文化特色，以及到底有多少中國文學真正進入西方視野等，進行了頗具深度的探討。

　　徐則臣說道，中國小說被評價為“太長”的問題，其實長度本身不是問題，而是這個長度其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這是問題。而對于小說人物內心挖掘的問題，他則認為，中國作家好像特別喜歡關注舞臺上的背景，那樣一個非常磅礴的、跌宕起伏的大時代，而舞臺上的人物反而被背景壓抑掉了，基本上看不見。這可能是他們批評我們的原因。寧肯則提出我們在談論寫作時總是提到西方作家的名字，這恐怕和中國特別缺少影響作家的作家有關。在怎么寫的問題上，我們確實有所缺失。怎么結構小說、怎么提煉小說的人物、怎么用一種新的方法、怎么用一種創新的精神來構置小說，這方面在未來的中國小說中存在著很多的可能性。

　　正如韓敬群所說的，我們是否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在書寫世界的時候，一本書背后的寫作者，它看待世界的角度、觀點、方法，這個書寫者的“氣質”，能否和異國的讀者相逢？

影響作家的作家缺失

　　左起：韓敬群、譚光磊、盛可以、寧肯、徐則臣、范穩

　　曾推出《天葬》等作品，近日又推出新作《三個三重奏》的寧肯表示：“我們近代以來或者說現代以來的小說，從深層次的原因來講一直存在著怎么寫的問題，我覺得中國特別缺少一種小說家，叫做影響作家的作家�！痹谡劶坝绊懽骷覍懽鞯淖骷視r，人們時常提到外國作家，卡夫卡、卡爾維諾、馬爾克斯，每個人似乎都受到西方作家的影響，為什么較少談到中國作家？我們有非常棒的影響讀者的作家，甚至影響社會的作家，但為什么缺乏影響作家的作家？

　　寧肯認為：“影響作家的作家，他首先是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作家是怎么寫的，它在寫作上有哪些值得后人去反復研讀。在怎么寫的問題上，我們確實有所缺失，我們很方便地就投入到西方文學的經典作家中。我們讀經典作家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學習他們怎么寫，怎么結構小說，怎么提煉人物，怎么用一種創新的精神來構置自己的小說，這方面我覺得在未來的中國小說中存在著很多的可能性，需要我們中國作家在這方面做出努力�！�

　　“之”現象  

　　傳統文學與現代性之“隔”

　　“為什么中國作家一談文學就談外國文學，一談作家就談外國作家，而把我們自己的文學、自己的傳統全部丟掉�！苯衲暌浴兑�路撒冷》獲得老舍文學獎、以《如果大雪封門》獲得魯迅文學獎的青年作家徐則臣說道：“對于當下的作家來說，他為什么要談西方文學和西方作家，完全是因為我們在寫作中獲得的最便利的工具，在他們那個地方。很顯然，就是傳統文學給予我們的工具、給予我們的方法，可能有一些問題。尤其是在今天非�，F代的社會的寫作，我們的寫作應該是一種所謂的現代性的寫作，是反觀自我、反觀內心，追求人的寫作。而我們的傳統文學里面，除了《紅樓夢》，很多作品關注的還是人外在的那樣一些煙火的社會。整個日常生活寫得非常好，但是大部分停留在一個世俗層面上，那樣一種生活，那樣一種文學，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缺少現代性的。而現代性是1840年跟著列強炮火一起送到中國的，中國和中國的文學是被迫現代性的。我們現在處于一個現代性的社會，我們的寫作是現代性的寫作，那么我們用一個現代性的寫作這種東西，如果往傳統的文化、傳統的文學里面找資源，可能你就會覺得中間是隔著的�！�

　　徐則臣同時談到，我們現在非常贊賞《紅樓夢》，就是因為《紅樓夢》在那樣一個非現代寫作的時代具備了一定的現代性�！百Z寶玉，他關注到一個空的問題、一個精神世界的問題，那個東西對我們很重要，一下子把《紅樓夢》和其他的小說區分開來。所以我覺得，我們當下的作家寫作，除了繼續向西方學習以外，可能還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難題，就是如何讓我們的寫作接續中國的文學傳統，這個難度的確是非常大，把一個不具備現代性的文化傳統，做一個現代性的轉換，然后用到我們的寫作，我覺得可能不是一兩個作家，它可能需要一代又一代作家努力從這里面發現最好的東西，運用到我們的寫作�！�

　　文學長度與含金量之“比”

　　對于在西方批評界存在的“中國文學寫得太長”的評價，徐則臣表示，漢學家葛浩文說中國的小說寫得太長。其實在美國，最好的小說家，當下被他們奉為國寶、大師級的作家，都是長篇小說作家，而且都是大長篇小說作家。

　　比如說菲利普·羅斯，他的很多小說也很長，托馬斯·品欽，他的小說更長，唐·德里羅的《地下世界》接近80萬字，厄普代克很少有特別短的長篇小說。德國漢學家顧彬也說中國的小說太長，但是你看在德國最牛的一批作家，托馬斯·曼、君特·格拉斯樣一些作家，每個人都是以他們最長的長篇小說聞名于世。還有我們現在一排行，不管英語世界還是全世界的范圍內排行，你會看到《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這樣一些大長篇。但是從來沒有人說，托爾斯泰寫得太長了。原因在哪里？“我覺得長度本身不是問題，而是這個長度其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這是問題�！�

　　“不”問題  

　　不要讓時代背景壓抑了人

　　“國外的很多漢學家和批評界說，中國的文學很長，但關注的都是大歷史�？雌饋砗孟窭锩嬗泻芏嗟娜�，但沒有一個是活的。這個我倒部分的贊同。因為我們有所謂的史詩的傳統，而我們的史詩的關注點大部分是在一個背景。中國作家好像特別喜歡關注舞臺上的背景，那樣一個非常磅礴的、跌宕起伏的大時代，要放在一個轉型期，然后放在一個大革命的時期，然后要上下五千年，起碼一個世紀的這樣一個浩蕩的時間跨度，要有很多的家族，要有很多的派別，有很多的方面在相互打仗，的確這個背景是波瀾壯闊的。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發現，背景成了我們小說的主人公，而小說，而舞臺上的人物反而被背景壓抑掉了，基本上看不見。我覺得這可能是他們批評我們的原因�！�

　　徐則臣認為：“在西方他們可能更關注人，覺得舞臺上的人是最重要的，而背景相對次要，即使背景重要也應該是人背后的背景，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學可能得考慮一下，怎么讓人在舞臺上的位置更凸顯出來，把關注點集中于人、集中于人物的內心。這也是很多漢學家、西方的一些批評家說中國的文學沒有心理描寫的一個原因。如果說站在舞臺上的人成為了主角，中國的小說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

　　不因翻譯壓抑自己文化特色

　　而對于西方批評界認為的中國成語在翻譯中的困難，以至于認為中國作家應該少用成語的問題，《水乳大地》、《大地雅歌》作者范穩說道，作品如果為了有一個譯本，能走向西方，而壓抑住自己民族文化的一些特色，這不可取�！拔覀冞�是要堅持我們本身優秀的東西，我們的東西一定能對我們的文化有一個傳承，有一個發揚，或者說有自己的特點，只要把這個做好，剩下的是他的問題，能不能譯得最好那是你的工作�！�

　　此外，作家們還談到西方對中國文學視野上的問題�！侗泵谩返茸髌返淖髡呤⒖梢哉J為，有好多的文學、好的作家沒有受到關注，或者說因為某種障礙沒有接觸到。比如，上世紀70年代這一波作家是非常有實力和非常低調的群體，如果大家對他們有所閱讀，一定會發現在年輕作家當中，中國文學還是有一種生命力在蓬勃、生長著。她說道：“我覺得小說最大的可能性應該還是在向內，也就是向小說的內部去發展、探索，也就是說向人的內心深處摸索、勘探�！薄剁R子里的父親》等作品的作者李浩則談及，作家寫作時“對自我的敵意”。不斷地更新自己、不斷地豐富自己，不斷地把舊有的自己打碎，在這點來說，是對每一個作家的提出的某種的警告，每一次的寫作對我們來說，它的可行都必須獲得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