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
《慶祝無意義》 李德南 大師的平常之作已是85歲高齡的昆德拉又出小說新作——對于昆德拉的愛好者來說,這部《慶祝無意義》無疑是值得期待的。我至今依然記得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相遇時的激動。特蕾莎遭遇愛情時的軟弱,托馬斯面對不同女性時不能自制的茫然,都容易擊中文學青年軟弱的心靈!渡钤趧e處》以抒情和反諷交織的方式講述一個詩人的成長歷程,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至于《玩笑》與《好笑的愛》這兩部早期作品,則可以用情有獨鐘來形容,我對它們的熱愛程度甚至勝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與《生活在別處》。
讀完《慶祝無意義》,我卻難掩失望:它雖然同樣出自昆德拉之手,卻激情難再,與昆德拉到法國后寫的《慢》、《身份》與《無知》等作品一樣,是大師憑借才能勉強寫就的平常之作。它不單在寫法上老調重彈,故事毫無新意和靈光,更讓昆德拉的運思方式在眼下顯得格外曖昧。
這本五萬余字的小說,延續了昆德拉的解構精神。在他的作品世界里,愛情、信仰、政治、友誼……種種美好的所在,全都是靠不住的。昆德拉曾經說過,“人所擁有的、惟一可以確定的,是一種不確定性的智慧!边@種不確定性,本該包括好與壞、積極與消極、希望與絕望……或是多種因素、狀態的復合。然而,昆德拉小說中的敘事者最后總是“很確定”地告訴你,別犯傻,沒什么是值得信賴的。而這一次,通過幾個短小的故事,昆德拉再次強調了革命是無意義的,愛情是無意義的,時間是無意義的!盁o意義,我的朋友,這是生存的本質。它到處、永遠跟我們形影不離。甚至出現在無人可以看見它的地方;在恐怖時,在血腥斗爭時,在大苦大難時。這是經常需要勇氣在慘烈的條件下把它認出來,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認出來,還應該愛它——這個無意義,應該學習去愛它!
反諷的局限
我知道,當昆德拉寫下上述字句時,他其實是在采取慣用的反諷敘事;我也知道,反諷是一種否定性的、迂回的運思方式,暗含著對所指向的詞與物、秩序的不認同。在特殊的語境里,尤其是在特定的政治語境里,反諷的意義無可估量——它可以讓沉默的心靈得以發聲,并讓心有靈犀者聽到,予以回應。比如在中國,王小波的反諷敘事就因此顯得彌足珍貴。問題是,昆德拉的反諷不同于王小波的反諷,后者從未否定一切。王小波的游戲與調侃,總是伴隨著對愛、自由與美的肯定;昆德拉則認為,愛、自由與美是烏有之物。對昆德拉來說,寫作本身也不過是一種游戲,我們能從中得到某種智力的與詩性的愉悅,此外別無更多的意義。
反諷敘事之于昆德拉,時常伴隨著巨大的盲見。如果反諷者僅僅是擁有一種解構的、否定的武器,而缺乏一種肯定性的內在價值作為皈依,那么反諷者所做的,就不過是讓一個千瘡百孔的世界化為更為荒涼的廢墟。如果只是試圖摧毀一個壞的世界,而不是同時試圖重新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或是提醒人們始終對更好的世界保持起碼的向往,反諷作為一種話語行動的意義是有限的,甚至可以將之視為一場與所指之物曖昧的游戲或調情。反諷者呢,最終也難免被虛無主義與懷疑主義所裹挾,所湮沒。
更為曖昧的是,昆德拉式的反諷,還有他的虛無主義和懷疑主義在“小時代”的中國似乎得到了極大的認同。比如在《續寫生存、意義、玩笑與愛》這篇文章中,馬信芳曾這樣談到《慶祝無意義》的“意義”:“昆德拉用喜劇的手法諷刺現實與歷史。這里有男女之事,有對蘇聯統治的嘲弄,對文明沖突的思考,對個人成長的追問,一切描述都想要增加意義的厚度,但小說的最后,昆德拉卻用‘無意義’來結尾!薄拔枧_上演著:生與死、嚴肅與荒誕、歷史與忘卻、現實與夢境。昆德拉讓我們在笑中漂浮,為世間的無意義狂歡!薄袄サ吕谒男伦骼锢m寫生存、意義、玩笑與愛,他要為‘無意義’點贊。我想,這也許是他這篇小說的真正意義所在!
“為世間的無意義狂歡”,“為‘無意義’點贊”。如果這不是對反諷者的“反諷”,而是一種“正解”的話,那么這個世界顯然荒謬到了“誰也笑不出來”的地步。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愛,也不過是一種好笑的愛,一種輕得不能承受的愛。
兩種敘事遺產
面對這樣一種境地,我感到無力,我很難說服自己只信賴昆德拉所說的“塞萬提斯的遺產”,而是更愿意強調?思{的敘事遺產。1949年,?思{在接受諾獎的演講中曾經談到,“愛情、榮譽、同情、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對作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少了這些永恒的真實情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曇花一現,難以久存”,作家“寫起來仿佛處在末日之中,等候著末日的來臨”。但?思{說,他拒絕接受人類末日的說法,不相信這種景象會到來。相反,他對人和人的未來抱以希望,“因為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于寫出這些東西。他的特殊的光榮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是人類昔日的榮耀……詩人的聲音不僅僅是人的記錄,它可以是一個支柱,一根棟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
我認為,這正是?思{的敘事遺產的精華所在。這份遺產也許陳舊,沉重,但它讓我感到踏實。它也照見了昆德拉作為一個反諷者的曖昧之處。昆德拉的問題在于,他徹底否認了人類獲救的可能性,否認了人類獲得意義的可能性。我甚至覺得,他之所以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卻遲遲未能獲獎,與此亦有關系。無論是對小說藝術的開拓,還是對小說世界的營造,昆德拉都稱得上是一位大師。不少已獲諾獎的作家,在這些方面遠遠不如他。然而,昆德拉到底是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在面對人類的種種不堪境遇時,他越來越傾向于取超然靜觀的立場,寫作對他來說,仿佛只是一種清清白白的、與生活世界無涉的游戲。
諾貝爾在遺囑中曾強調,諾貝爾文學獎的宗旨是授予那些“寫出了富于理想主義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雖然關于什么是“富于理想主義傾向”,百余年來評委們不斷有不同意見,看法在持續變化,但是昆德拉作品的內在精神,無論如何都很難夠得上這一標準。他更多是一個懷疑主義者,是一個解構主義者。昆德拉所缺乏的,不是智慧,不是才能,而是情懷,一種明知世界已然殘缺、卻嘗試贊美這世界的情懷。
李德南,青年批評家,現居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