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現實的“巨獸”(寧肯)

　　跟李靜認識很多年了，在我心中，她是一個重要的朋友。印象最深的是10年前，我們一同去了川西環線，在長途車上，我們坐在一起，談一位叫做迪倫馬特的劇作家。我在上世紀80年代看過迪倫馬特的劇作，他的一部當時很有名的戲劇叫做《貴婦還鄉》。我對這個作家印象非常深，因為這個作家的作品帶有荒誕色彩，將悖論寫得很有智慧。他的戲劇和一般人的戲劇不一樣，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味道，他在某種意義上和卡夫卡非常接近，作品反映人的尷尬、荒謬的處境。但是多年后，我就把這個劇作家給淡忘了。那次在車上，李靜和我談起迪倫馬特，一下提醒了我，迪倫馬特對我們的現實、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文學觀都有現實意義。這首先表現在迪倫馬特和現實之間有某種超越性的關系。我們中國作家總是深深地陷于我們的現實，有時候現實會對我們有一種規定，我們自以為表達得很深刻了，而一旦接觸迪倫馬特的作品，你就會突然發現，你還是在一個小房間里，或者你腦袋上是有一個罩子的。迪倫馬特這樣的作家，讓人一下子意識到，我得突破這個，必須更形而上、更人類一些。其實一個作家除了完成時代交給你的責任，完成現實交給你的責任，還要完成文學本身交給你的責任。這個責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更大的責任。

　　李靜一直沒有忘記迪倫馬特，最近她在她的一本新書《必須冒犯觀眾》中再次談到迪倫馬特，談到現實關懷、游戲精神與超越性，說明李靜一直有一份完全屬于文學的清醒，在批評家里面，能夠既強調啟蒙又強調游戲精神即超越性的人不多，李靜是一個�！侗仨毭胺赣^眾》清晰地描述了李靜不是一個單純意義上的批評家，她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思想的起點，是從思想的起點進入文學的。李靜的批評帶有某種思想色彩，這在中國，特別是女性批評家里面非常難得。我跟李靜開玩笑說讀你這本書讓我想到蘇珊·桑塔格。當然不完全是玩笑，它也表明我對批評家的期待，我覺得建立在思想上的學問才是可靠的有力量的學問。有些人的才華不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僅僅建立在情緒上，思想的維度就差了一些。

　　我一邊讀李靜的書，一邊反思自己的創作。這本書涉及了非常多的問題，它有一個時間跨度，從2003年一直到2013年，這正好契合了我們當代文學思想發生巨變的時代，李靜這本書貫穿了這個時代的很多問題，譬如說，作家和政治到底是什么關系？和現實又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書里寫到了米沃什，我們中國的作家有時候也存在兩難的寫作，到底是沖進政治，還是回到象牙塔？當下現實不容忽視，一味躲到象牙塔里的作家是不正常的。我覺得作家首先應該是一個正常人，你感受到了什么，就應該做出你的反應。如果沒有反應，完全回到自己的象牙塔，這是不正常的。同時是否要過度反應？是否要進行專業的反應？李靜通過米沃什把這個問題說得非常清楚，米沃什就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作家，當他感到政治這個東西觸及到他的時候，就會做出激烈的反抗，這種反抗代表了很多人的反抗。所以他在某種意義上也被認為是一個政治性的詩人。但是除了政治方面讓他感到觸動和壓迫，還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壓迫他，他也會用詩的方式繼續沿著這些問題，包括人類終極的問題去探究。所以在某一階段，他在政治上沖得很靠前，但是從文學的角度，他說：夠了，我對政治和現實已經做出了非常透徹的文學批判，發出了我應該發出的聲音，我不會一直發出這樣的聲音，我還有很多聲音需要發。

　　《必須冒犯觀眾》里還有一個我感興趣的題目，就是關于長篇小說的話題。里面出現了一個叫做“公共現實”的詞語。李靜這篇文章是2005年寫的，而我在去年的一篇創作談里也用了“公共現實”這個詞，我們不謀而合，而李靜要比我早將近10年就想到“公共現實”這個問題了。我在我那篇文章里把現實分做兩種，一種現實就是公共的現實，例如諸多重大貪腐事件等。另一種現實是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和每個人都有關系的。后一種現實，用現實主義的方法去創作沒有問題，觀察得越深入，反映得越細致，越有表現力。而“公共現實”，如果再用現實的手法去反映就不恰當了�！肮�共現實”某種意義上就是“通俗現實”，它被所有人關注，但是和所有人都沒有直接關系，這樣的現實如果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寫得越像就越通俗，因此作家要另辟蹊徑，既要面對這樣的現實，還要超越這樣的現實去表達。應該說在“公共現實”這個問題上，作家與批評家想到一起了，而我們往往就需要這樣共同的思考。

　　沿著這樣的思考，李靜在《必須冒犯觀眾》這本書中進一步提出某些作家，特別是鄉土作家，在反映現實方面確實達到了一種極致的境界、魔幻的境界。但是你仔細一分析，他的核心是什么呢？他的核心是權力如何羞辱我們，權力如何黑暗，還是停留在控訴的階段。面對控訴，作家有沒有主體？有沒有用主體性去游戲這種東西？李靜把這種東西稱之為現實的“巨獸”，除了批判它，你是否可能站在某個角度上去超越它、戲弄它？就像迪倫馬特或這一類具有游戲精神的作家所表現的那樣。游戲精神人是有主體的，天然就超越了對象，哪怕這對象是“巨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