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給日本的重要漢學家排一個座次,我們可以給出一大串的名字——內藤湖南、桑原騭藏、津田左右吉、鈴木虎雄、吉川幸次郎……不管怎么排,宮崎市定的名字恐怕都應該出現在前三位中。盡管其著述體系還遠未得到完整忠實的譯介,但中國學界對這個名字已經不算陌生。不過也許很少人知道的是,這位學問博淵宏通的學術巨擘,卻是個偵探小說的忠實讀者。
1936年,宮崎市定接受日本文部省的委派,遠渡法國,在巴黎度過了兩年多的訪學生涯。他回憶說,當時自己住在巴黎的盧森堡公園附近,公園對面有家書店,妙的是對日本人有特別的內部打折,因此留學生常常光顧此間。當時剛到巴黎的宮崎市定,正苦于在日本學的三腳貓法語不敷應用,跑到法語聯盟去從頭開始惡補。好心的書店老板便熱情推薦他讀當時最流行的偵探小說,喬治·西默農(1903-1989)的《麥格雷探案集》系列,借此學習法語。西默農是生于比利時的法語小說家,中國讀者也許對這個名字未必熟悉,不過在偵探小說史上,他卻有著很高的地位。據說霍布斯鮑姆曾稱贊西默農是唯一將偵探小說轉變成了真文學的作家,比利時政府還將2003年定為“西默農年”來紀念他,后來的偵探小說家也有許多深受其影響。西默農于1923年移居巴黎,在30年代一口氣創作了18部的《麥格雷探案集》系列小說(后來仍有續篇)。宮崎市定客居巴黎時,小說正在陸續出版中,風靡一時。他一讀便入了迷,一發不可收拾,將當時已出版的十多冊全部讀完,直到回國的日期到了為止。
歷史學者愛讀偵探小說,這似乎是有點不太搭調的事情,然而仔細一想,毋寧倒是志同道合的結果。真正熱愛歷史學的學者,并不是將歷史當作一堆僵死零碎的材料,來機械地分析整理,當成論著寫作的材料的。在他的眼中,已逝去的歷史正好比發生的一樁樁案件,殘留下來的文獻記載和實物就如同案件殘存的證據,等待著歷史學家去收集證據,破解謎案。歷史學(以及其他的真學問)和破案一樣,一方面是對已經消逝的真相的追尋復原,一方面又是對追尋復原者頭腦的能力考驗。那同樣是充滿著樂趣與危險的旅程。故而歷史學家會將偵探引為同道,讀偵探小說讀得不亦樂乎,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國內學者在提到日本漢學家的時候,往往驚嘆于其功夫之細密扎實,稱譽他們能夠踏踏實實,經年累月地扎根一個問題追根究底,窮盡所有的材料。這一方面固然是高度的贊許,不過實話說,多少讓人覺得有點兒言外之意,仿佛在說這些日本人不過就知道吭哧吭哧埋頭做死工夫罷了,除此之外別無可取。然而這實在是對日本漢學最大的誤解,也表現出國內學界對日本漢學所曾經達到的高度仍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宮崎市定對“歷史研究”方法的意見,不妨就看作對此最好的回應:
在歷史學的研究中,也有好比拿著放大鏡觀察古文書那樣的科學性的方法。這確實是必要的。不過在此同時,首先把握住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大局,將現在所研究的問題置于其中加以定位,這樣的出發立場毋寧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個別與整體之間無法緊密貼合,那就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判斷出了問題了。這種時候,就應該要從頭開始,重新修正;如果只是從論述措辭上文過飾非,那簡直是豈有此理。(《西默農的偵探小說》)
而這樣的歷史學研究,跟偵探小說有怎樣的關系呢?宮崎的回答是:“對于所有的問題,都應當像麥克雷偵探那樣,最明快地將把謎題解開!
確實,只要熟悉宮崎史學的人,恐怕都不難從中感受到“明快”二字的魅力。宮崎晚年的學生哈羅倫·芙美子曾向宮崎提問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科的入學試題,是以怎樣的宗旨來出題的,宮崎回答:“別的大學怎樣我不知道。在我們學校,出題的判斷標準是:看你在入學四年以后,是否有寫出論說主旨明快的畢業論文的能力!”
如此再三強調,可見他本人對此的重視。須知明快不是簡單,不是粗暴地無視問題的復雜性,而是由于背后有著總括全局、鳥瞰世界的自信,才能夠從細枝末節的糾纏中脫身出來,三言兩語把事情分梳得一清二楚。越是復雜,越是明快,才越見功力。日本東洋史學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可以說無一不具有這樣宏通總覽的眼界追求,絕沒有一生只是孜孜兀兀埋頭對著書案上的材料工作的。
真正的大師往往有真性情,在他們那里沒有禁忌,沒有所謂的“常識”,一切都跟隨著自我追尋的腳步而呈現意義。世界上的種種相遇,都是互相融通,互相啟益,共同展現出充滿樂趣的色彩的。愛讀偵探小說的宮崎市定,從中受到的影響有多大呢?他從此“發憤致力于像麥格雷偵探那樣,栩栩如生地復原過去,因此在歸國之后得以筆力大進”!一代巨匠的誕生,居然是從偵探小說中獲得機緣。不但如此,在《西默農的偵探小說》一文末尾,他還不無俏皮地展現出老頑童的一面,記述了另一件事情。某日有位法國的學者友人攜女來訪,臨走時,友人的女兒無意中從書架上發現了西默農的小說,便驚喜地叫起來:“我也最喜歡西默農了!”而宮崎對此的評論是怎樣的呢——
據說這位姑娘有志于在大學專攻中國史。是她的話,一定能夠成為出色的歷史學家吧!(作者為浙江大學中文系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