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隱憂(盧付林)

　　當下的中國，正向現代、流動的工業社會急遽轉型，城市化進程不可阻擋，傳統農業文明受到了猛烈的沖擊，原始農耕或游牧的文明形態遭遇挑戰，“現代性焦慮”進一步發酵，鄉村那些曾經固定的時空安排、生活方式、心理經驗、價值觀念和社會關系正在“煙消云散”，但擔當“根”之角色的鄉土，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審美資源，在新世紀的中國文學世界中依然占據著顯赫位置，鄉土小說創作數量節節攀升，藝術品質日趨成熟，呈現出色彩斑斕的圖景。許多作家不僅依然守望著那塊屬于自己的鄉土領地，如莫言之于高密東北鄉、賈平凹之于商州、張煒之于膠東半島、遲子建之于大興安嶺山林等，而且以多樣的敘事姿態直面當今鄉村生活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地域色彩的描摹和風土人情的展現中，他們呈現傳統鄉土的生存本相與蛻變歷程，書寫鄉土裂變的悲歡離合與酸甜苦辣，或拷問歷史，或審視現實，或展開文化批判，或寄寓精神旨歸，優秀作品大量出現。然而，當下鄉土小說創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卻潛伏著不少隱憂。

　　生活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好似地下礦苗中未經洗練的純金”。真正有為的鄉土作家，能夠“深掘、廣采、煉合金”，想方設法把純金洗練出來，進而“熔化在優美的形式里”，使自己的作品精純而有硬度。魯迅筆下的鄉土人物形象之所以至今依然熠熠生輝，就在于作者能夠從辛亥革命前后的鄉土底層中發掘“真金”。深掘生活的礦藏，對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然而，當下鄉土小說世界中出現的人物難以給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少生活在都市的作家，沒有真正走進農村和鄉土，遠離底層，生活隔膜。雖然高揚鄉土精神的當代作家不少，卻少有人愿意“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也很少有人以“鄉土的兒子”自居來塑造鄉土母親的復雜形象。因此，當下許多作家尤其是年輕作者的鄉村經驗是模糊的。他們或者沒有鄉土生活的親身歷練和從未有過面對新的鄉土現實生活的經驗，或者是鄉土經驗日漸逼仄和簡單，因而資源不豐、根基不牢，生活鏈條的斷裂和生活經驗的欠缺使其失卻了人物描寫的方向感，不能把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感性材料精粹化、藝術化，而是進行虛構乃至虛假描寫。按理說，當下鄉土作家亟待去尋找豐富的生活、思想和價值資源，一步步“走回記憶的鄉村，并在現實的鄉村駐足”，但事實卻是大批作家安然地坐在狹小的書齋里寫一個急就章，原本就只有一點點生活積累，瞬間就揮霍殆盡。在生活資源非常有限又日益枯竭的寫作情境中，鄉土小說作家在描寫豐富復雜的鄉村生活時，只能憑著貧瘠的生活記憶和窄化的藝術想象進行宣泄式表達，一味采取批判的立場，信手拈來，對生活中的不公平現象過度激憤，進而想當然地塑造人物。表面看來，這些小說似乎關注著農民的卑微人生，傾聽著弱者的心率，把握著底層的脈動，實質上已落入了視角狹窄、低級模仿的想象式寫作陷阱，流露出思想膚淺、精神缺鈣、淺薄無聊的人道主義溫情，普適性人文關切力度薄弱，故而無限放大當下農村社會的病象和惡意誤讀當今廣大農民的精神狀態，因此難以刻畫出豐滿、鮮活和具有感染力、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不少作家僅僅根據想象草率地指認善惡，因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自然是一個個堅硬而冰冷的悲劇性農民形象，這種虛構的農民形象具有粉飾性和虛幻性。

　　翻閱新世紀鄉土小說，發現活躍其間的人物形象，雖然既關乎在鄉的鄉村農民，但缺少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因為不少鄉土作家無論對于“在鄉農民”形象的塑造，還是對于“流動農民”形象的刻畫，都把農民形象作為獵奇的對象�？v觀中外文學發展史，小說寫“人”要著力塑造性格化的藝術典型。而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學重要標志的鄉土小說，理所當然應該讓人物形象成為既“熟悉”又“陌生”的“這一個”。因為一個典型形象就是一個豐富的世界，如過往的閏土、祥林嫂、老通寶、高加林、白嘉軒等。然而，當下鄉土小說世界中如此典型的“這一個”太少，大多沒有自己的“名字”與“性格”，完全就是一種表象或一個符號，民工、竊賊、殺手、罪犯、保姆、服務員、拾荒者是一些當代作家筆下農民的形象標簽。這些類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迎合了城市容積不斷在擴大、鄉土家園逐漸被蠶食的發展趨勢，大多數農民不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者，也不再是騎在馬背上馳騁的牧歌人，但大多數農耕者和牧歌人的身份無論在鄉、進城還是返鄉都是復雜而多元的，絕非上述幾種類型人物所能涵蓋和包容。即使這些類型人物的刻畫，在諸多鄉土小說的書寫中也缺乏性格的獨特性和思想的內涵性，雷同而類似，一窩蜂式的人物描寫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臟、亂、差”。對這些“城市里的異鄉人”和“大地上的游走者”的描寫，不少鄉土小說作者抱持冷漠的態度，農民形象的塑造遭遇了“身份認同”的困境，缺少呼喚愛、表現愛、看取光明、引人向善、給人希望、具有正面精神價值力量的人物形象，溫情脈脈的人倫面紗被撕碎，讓人感到冰冷而絕望，文學的審美性情和詩性想象被庸俗化、功利性敘事所消解�；乇茑l土農民自身因襲的黑暗固然是一種“道德偽善與審美怯弱”，但過度集中和無限夸大畸形、怪誕的農民形象，實質上也背離了鄉土小說創作的現代性走勢，因為文學需要張揚健康而完美的人性，促進人類的美好和完善。

　　在市場化、消費化和網絡化的社會語境中，雖然類型化、低俗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吸引讀者的眼球和引發社會的關注，但簡單化、扁平化、符號化人物形象的批量出現，只能是當下鄉土小說精神滑落的先聲和藝術潰敗的征兆。事實上，新世紀鄉土小說創作中人物形象塑造存在的問題和病癥值得深思，亟待療救。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