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中的“故鄉”書寫——讀《鴿子起飛》(楊懿晶)

　《鴿子起飛》 [瑞士]梅琳達·納吉·阿波尼著 陳壯鷹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2014年5月9日，瑞士舉辦了對歐盟移民實施數量管制的全民公投。隨著提案通過，這個外籍人士占總人口百分之二十三的歐洲小國將縮緊自己過去每年接納大約七萬移民(其中近四分之三的移民來自歐盟)的配額。主張這一限制提案的本地居民認為移民的大量涌入加重了瑞士經濟和社會的負擔，造成房租漲價、交通擁塞和社會福利系統超載等問題，因而支持打破已與歐盟簽訂了十二年的協定。

　　而在這些反對聲音的另一面，是數以萬計的移民家庭處于夾縫中的生存現狀：既不屬于過去，也不屬于現在的無處落腳的尷尬。在這樣的變化中，閱讀梅琳達·納吉·阿波尼的《鴿子起飛》似乎恰逢其時。這部同時摘得2010年“德國圖書獎”和“瑞士圖書獎”的自傳體作品娓娓講述了一個前南斯拉夫匈牙利裔家庭移民瑞士前后的歷史變遷，以科奇斯一家長女伊爾蒂的視角觀察著兩個狀似對立且不可調和的世界，記錄著一家人在異鄉與故土間來回奔徙的惘然，以及在回憶與遺忘中尋找自我歸屬的破碎的希望。

　　伊爾蒂的父母早年從伏伊伏丁那地區移民到瑞士。和大部分沒有職業技能的移民一樣，他們以打黑工和做清潔員起家，之后逐漸站穩腳跟，把兩個女兒接來瑞士共同生活。憑借多年的辛勤勞動，科奇斯一家終于用開洗衣店攢下的錢接手了一個位于富人湖區的咖啡館。盡管他們幸運地遠離家鄉戰爭的侵擾，但生活本身之于科奇斯一家就是一場戰斗。即使本地的新聞簡報宣稱“該家庭來自前南斯拉夫，已經成功融入瑞士社會”也無法穿透隱藏在其和藹可親面具之下的拒絕。

　　與伊爾蒂不同，妹妹娜米表現得更加成熟，在她看來，自己就該從原則上比別人活得更快樂些，“因為我們在不同的世界里都有家”；但她也不得不承認，“真正的歸屬感卻沒有”。雖是一胞同生的姐妹，兩人代表的卻是兩類心態截然不同的移民后裔。敏感、脆弱的伊爾蒂為每一點事關故鄉的記憶的模糊而痛惜，也為自己的被邊緣化而憤怒。在一次蓄意弄臟咖啡館廁所的惡意事件后，伊爾蒂忍無可忍地從家里搬走，拒絕再去店里幫忙。她住進高速公路旁的一間公寓里，緩慢地清點自己的過去，眺望再也回不去的故鄉。

　　在德語中，“Heimat”幾乎是一個不可轉譯的名詞，導演愛德嘉·萊茲曾用長達四十多個小時的三部曲來詮釋這個詞語在日耳曼民族內心的分量。而作為一種“不存在的存在”的瑞士德語文學，尤其是一個外來移民家庭后裔的瑞士德語作家，究竟該從怎樣的角度和立場出發才能準確地擊中“故鄉”這一幾乎從未停止流動的概念？

　　答案是模糊漸遠的。作者以前南斯拉夫與歐洲近代史上的幾個關鍵節點為標志：1946年前南斯拉夫公有化運動、1970年瑞士首次移民公投、1980年前南斯拉夫總統鐵托逝世、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直至1992年的波黑戰爭，將個人與家族的過往打亂、切碎，鑲嵌進歷史的斷層與碎片中。歌謠般優美的語言消解了以往類似主題小說慣用的宏大敘事，轉而將注意力放置到更具象的細節：奶奶輕柔地哼唱、夜里青蛙呱呱鳴叫、豬眼睛里透出狡黠的目光、蜂蜜的味道、帶大海咸味的空氣……沒有什么能夠捕捉到童年氛圍的真諦，只有一星半點的氣味和聲響提醒著她們曾經的來路。

　　和大多數“故鄉”文學與電影類似的，梅琳達筆下的“故鄉”也經歷著父親形象的缺失。阿波尼始終沒有正面描寫過父親的外貌，我們看到的只是女兒、妻子和母親眼中的一個男人：他在婚宴上喝得敏酊大醉，在咖啡館里埋頭工作，咒罵、忍耐，沒有反抗的余地。甚至父親的父親也以一種不在場的形式與一段被埋藏的歷史共同隱遁進更遙遠的過去。生活給予第一代移民的選擇很窄，而他們為了生存只能隱忍。這種拒絕的姿態在家庭內部轉化為交流的疏失，進一步切斷了作為第二代移民的孩子們與過去的聯系。

　　也許正是因為無法談論，作者才會轉而選擇書寫。書寫，既是紀念又是遺忘。在離開故鄉的旅途中，伊爾蒂“專注于窗外略過的地名標牌，岑塔、切塔、森塔，這是我家鄉小城的名字，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西里爾語和匈牙利語書寫”。也許是她太過專注于此，以至于都弄錯了自己抵達這片異鄉土地的過程。她讓回憶靜止在火車站與父母團聚的那一刻，或者是為了保全與伏伊伏丁那的最后一絲聯系。這種與過去的生活突然決裂的震驚導致她再也無法連貫地書寫之后在故土與異鄉間發生的故事，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兩者間千絲萬縷又支離破碎的聯系，但正是借由記憶的錯置與尋回才能理解伊爾蒂被生生扯離故鄉的無措。

　　在異國的土地上書寫故鄉，不僅是阿波尼這類作家彌合傷口的嘗試，或許也是他們挽回被拋棄的母語、信仰、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