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螺絲釘的命運(沈嘉祿)

　　拿起程小瑩的長篇小說《女紅》來讀，我起先對書名有點疑惑。女紅，屬于中國民間藝術的一環，多指女子所做的針線活方面的工作。后來專指身懷絕技的婦女以純手工制作的傳統技藝，比如刺繡、編織、剪花、縫紉等，但面花、泥塑、剪紙、陶瓷等同樣為婦女所擅長的民間工藝好像不叫女紅。女工專指的范圍不大，用來比照大工業時代的紡織勞動，賽過用一件雨衣去遮蓋一艘游輪。

　　但是讀了十幾頁后，我自許讀懂了程小瑩的心相，他想在大工業的嚴謹流程中，體現中國工人階級對體制、對勞動價值的忠誠。這種超越傳統工藝趣味之上的意識形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里支撐一支龐大的產業大軍的堅強信念與精神力量。在這里，農耕社會的牧歌與工業文明的噪音形成了尖銳的矛盾，而這種矛盾之中的平衡在遭受了市場經濟的沖擊后，又將呈現另一番格局，這就是小說要告訴我們的故事。呵呵，或問：紡織廠里有牧歌嗎？我要反問：難道不是嗎？而況，我所說的牧歌，實為一種內心獨白式的帶有宗教情懷的頌歌。

　　小說開頭就是砸錠的場景，這在上海工業轉型的歷史節點上是濃墨重彩的一筆。程小瑩以此為契機，以巴爾扎克式的絮叨態度不厭其煩地寫了機器與工人之間的關系：“他們的靈魂，就這樣機械地與錠子攪在一起，原地飛轉了一輩子，直到耗盡能量”、“女人打呵欠，機器也會打瞌睡”、“棉紗就這樣，跟女人互通了心思”……這樣的文字，只有在工廠里積累了相當的生活和感情的作家才寫得如此貼切。而像小爐匠那樣的機修工，在機器面臨殘酷解體之際，更加強烈地表現出對傳統大工業的崇拜，居然計較于別人砸錠的姿勢與技術含量。這個俯沖式的開頭，將小說中的人物置于生死攸關的節點上來描寫，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文化背景、性格邏輯以及已獲得的利益來安排各自的出路。

　　小說的情節鋪陳以吳彩球一家為切入點。這是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上海工人階級家庭，父母、兩個女兒、兩個女婿，兩代人都緊緊依附于同一家國有企業，這也讓我想起《千萬不要忘記》《家庭問題》這類“十七年”文藝作品。但畢竟時代不同，《女紅》面對的是另一番風起云涌，令一切社會關系高度緊張的階級斗爭與思想改造讓位于波瀾壯闊的市場經濟大潮。像吳彩球這樣的勞模，樸素的翻身感鑄就了不可動搖的價值觀，心甘情愿地將一切獻給國家，并將此信念傳遞給下一代�！白鲆活w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是一句時髦的口號，更是一份自覺、一種責任。也因此，砸錠余音未消，全國勞模吳彩球的生命就終結了，吳彩球的兩個女兒、兩個女婿也如俗話所說“大難臨頭各自飛”。

　　秦�；ê颓睾２萁忝脗z，年齡不同，性格不同，價值觀也有所不同。妹妹秦海草與丈夫馬躍選擇了留學日本，努力“扒分”，結果在資本的誘惑下，秦海草投向日本人的懷抱，馬躍像只斗敗了的公雞返回故土，躑躅沉淪一番后立志咸魚翻身，組建了駐場樂隊，戲劇性地與前妻進行合作。姐姐秦�；ㄊ菑牡讓右徊讲阶呱项I導崗位的廠長，掌管著一家七千人的大企業，在歷史轉折點上，她發現自己這枚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在馬達停車后，存在價值一下子歸零，勞動者的尊嚴化為烏有。從墻里到墻外只有一步之遙，但這堵墻，曾經是一道牢不可破的心理防線，現在說倒就倒。長期來握有安全感、享受著微薄福利和領導的關懷及訓斥的單位人，成了飄零的社會人，被拋棄后帶來的屈辱與無助，使工人們難以適應，但他們就像秦�；ǖ恼煞蚋咛鞂毮菢�，在短暫的休克后頑強挺起，試圖靠自己身懷的技能贏得尊嚴與價值。頗有意味的是，秦�；ㄔ谒�的位置上慣性滑坡，在內因與外力的雙重作用下，帶領一批紡織女工開始了再就業工程，重新發掘自身價值。她們的努力使我看到了她們按體制軌道前行的姿態與思路，所以她們的成功與失敗，小說最終沒有交代，這正是程小瑩的聰明之處，因為在現實中，再就業工程開出了繽紛之花——比如空嫂，但大抵悲壯，秦�；ㄋ齻冞@一代在小說的結尾時，其實離謝幕也不遠了。

　　《女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勵志故事，也不是人與命運抗爭的戲路，作者置人物故事于特定的歷史階段和上海的文化環境中，表現人物與以機器和流程為象征的體制的關系，從全面依附到突然被拋出快速拐彎的時代列車，被動地重新排列和組合。在舊群體終結的同時，一個新群體誕生了。這種關系的調整對于有著光榮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而言，意義十分巨大。這樣的歷史機遇，并不是100多年來每一代工人都能碰到的，也不是傳統思維能夠接受或理解的，雖然悲壯的休止符一度帶給我們過于漫長的猜想和不安，但從中我們或許能提煉出一些有價值的思想資源。為此，小說以人物的行為方式試探性地給出答案，那就是：將人從傳統的生產關系中解放出來，通過再就業或自謀出路，檢驗人的適應能力，考驗技術的適用價值，釋放人的最大能量，調整人與機器、與體制的關系，重建與市場的關系，在新的生產關系中獲得勞動的尊嚴和人的尊嚴。從這個意義上說，《女紅》為上海這座城市建立了一份有血有肉的檔案。

　　如果從人物群像上來分析，《女紅》描寫了一群有血有肉的新時期工人形象，這里的戲劇性沖突，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慣性滑行，更讓人惆悵和同情的是北風、小爐匠等人在生活重壓下的喘息；在小說無時無刻不跳躍著的細節中，暗示著社會思潮對工人的影響，也有工人的集體性格對城市文化的消解與滲透，一系列上海讀者并不陌生的規則，構成了上海底層社會的本色。這也是上海之所以成為上海的根本。他們有理想，有情懷，上海這座城市里的光鮮與灰暗，世俗的紛爭與變通法則，在他們的身上一樣也不缺，市場經濟解構了他們與機器的傳統關系，也釋放了他們的肉欲，檢驗了他們的技術與智商，但我認為小說最有價值的，乃是對一枚“螺絲釘”的價值分析。這份形象化的分析報告提示我們：解放生產力，關鍵在于解放人的思想。

　　(《女紅》，程小瑩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