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藥蛋派”的初次亮相(梁向陽 陳忠紅)

　　延安，是中國革命的圣地，是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箲饡r期，一大批青年為尋求革命真理，實現民族獨立，紛紛毀家紓難、投筆從戎奔赴延安。在這一批人流中，有一群來自黃河對岸的山西人，他們活躍在延安的文藝界，以筆為槍，努力記錄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巨大變遷，踐行著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以集體的力量推動著文藝大眾化、民族化，開創了革命文學的新紀元，為中國20世紀文學增添了嶄新的一頁。

　　抗戰初期，延安寬松民主的政治氛圍、衣食無憂的生活為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提供了便利，也推動延安文藝界進入創作上的繁榮期，然而文藝界的各種矛盾也不斷浮出水面，作家思想觀念的混亂、文藝界團體主義、宗派主義普遍存在、作家游離于黨組織之外等問題，都嚴重地影響延安文藝界的團結和革命任務的完成。為了整合文藝界的力量、促使文藝成為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文藝座談會，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總方針，提倡作家深入工農兵生活，創造老百姓喜聞樂見、具有中國風格的作品。之后，在《講話》的推動下，文藝界掀起了整風運動、貫徹《講話》精神的高潮，一大批文藝工作者深入工農兵生活，接受再教育�！吨v話》的發表推動了文藝工作者思想觀念的蛻變和創作方式的轉型，同時也認可和鼓勵了一批長期堅持文藝大眾化實踐的作家，趙樹理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作為黨的宣傳戰線的工作者，趙樹理在長期的宣傳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五四”以來中國文壇涌現出來的西方色彩濃厚的歐化語是無法進入傳統農村社會民間話語體系的，也不符合老百姓的審美習慣，農村社會充斥的是迷信色彩的濃厚封建話本、傳說故事。趙樹理立志擠壓貧瘠、封建的農村文化的生存空間，重新占領農村文化市場，改變民眾的不覺醒狀態，號召民眾參與到民族解放與民族獨立的事業中來。作家將這一理念融入到創作實踐中，趙樹理在編輯《黃河日報》(副刊)《中國人》報《新大眾報》時，創作了大量生動、活潑、生活氣息濃厚的小說、小戲、快板等通俗文藝作品。工作之余，作家將工作中遇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問題收集起來，進行藝術加工，1943年5月，趙樹理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然而，趙樹理的努力并沒有得到文藝界的認可，文藝界主流話語認為其作品太土、太俗，無法登上高雅的文藝殿堂，直到《講話》的發表這種窘況才得以改變，在彭德懷同志的干預下這部作品才得以面世。同年10月趙樹理又創作了《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孟祥英翻身》等反映農村社會巨大變化的系列作品，受到廣大老百姓的喜愛、歡迎，之后作品經過不斷改編被搬上舞臺，走進更多的工農兵讀者中。

　　趙樹理自覺貫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在短暫的幾年時間便取得了豐收成果，作家也開始進入延安文藝界領導者的視野。1946年6月9日《解放日報》第4版轉載了趙樹理的代表作品《地板》，該年6月26日至7月5日《解放日報》連載了趙樹理小說《李有才板話》，羅工柳和楊君專門創作了插圖。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刊發趙樹理的作品，極大地助推了趙樹理作品的傳播，也代表著解放區文藝界對趙樹理大眾化文藝實踐的認可。8月26日《解放日報》第4版整刊發表了周揚的評價趙樹理的文章《論趙樹理的創作》，文章中贊趙樹理是“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同樣遠在上海的郭沫若也在《板話及其他》一文中給予趙樹理小說《李有才板話》極高的贊譽，他說：“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簡樸的內容和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義，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感著興趣的�！�1947年，晉冀魯豫的文藝界文聯召開會議，會議提出向趙樹理學習。在此之后陳荒煤著文闡釋了趙樹理方向，趙樹理也成為延安乃至全國最有名氣、最能代表解放區成就的作家。

　　趙樹理的創作是踐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思想的典范，作品以其獨特的風格順應了文藝大眾化的創作方向，適應了老百姓的審美追求和審美習慣，廣大讀者和文藝界領導將其推進文藝的殿堂。

　　延安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大本營，這里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工作者�？箲饡r期，黨中央在延安建立了大量高等院校，包括著名的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成為傳播革命火種、培養革命骨干的基地。為培養各根據地的藝術人才，1941年4月1日魯迅藝術學院和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合作成立部隊藝術學院，駐扎在延安橋兒溝，其下設戲劇、音樂、美術、文學4個系和培養演員的普通班，魯迅藝術學院教員授課負責培養。學員大部分是來自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社團的干部，包括呂梁劇社、黃河劇社、戰斗劇社、七月劇社、前線劇社等，其中美術班的馬烽、文學班的孫謙、戲劇班的西戎、胡正、朱東、孔慶華等，都是來自山西各地的青年文藝工作者，這些穿梭于延安大街小巷、漫步于延河邊的年輕人，可以暫時告別戰火的喧囂，享受戰爭間隙這份難得的寧靜。這群普通的學員，自然沒有資格出席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文藝座談會，然而，身處延安的文藝愛好者，必然也聽聞了關于座談會的種種細節、粗略精神，他們也有機會在其他場合聆聽毛澤東主席的演講。文藝工作者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專業書籍，忙于聆聽各種演講、報告，延安積極進取、追求進步的文化氛圍，成為他們日后走上文藝創作道路的重要推動力，也成為這批青年作家人生中最為寶貴的人生財富。

　　馬烽，是黃河劇社(后與呂梁劇社合并，統稱呂梁劇社)推薦赴延學習的部隊文藝工作者、日后“山藥蛋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卻陰錯陽差地成為部隊藝術學院美術班的學員。剛進校門不久的馬烽，被查出有慢性腎臟炎病，被迫住進魯藝醫務室進行治療�！安克嚒钡膱D書館離醫療室不遠，馬烽利用治病這段時間，閱讀了“部藝”圖書館兩個窯洞中的大量中外名著，閱讀極大地開拓了他的文學視野。病愈后，馬烽被重新分配至部隊藝術學院擔任美術隊的隊長，系統學習美術理論。當時擔任“部藝”美術教員的是王朝聞、馬加、古遠等延安美術界的知名學者。毛澤東赴魯迅藝術學院做演講，馬烽有幸前往，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號召師生深入火熱的工農生活的演講，給年輕的馬烽留下深刻印象，成為其日后堅持大眾化創作的精神動力。

　　馬烽在延安時期開始了文學創作嘗試，并將創作好的作品送往位于清涼山的《解放日報》社駐地，在這里他發表了處女作《第一次偵察》，也結識了《解放日報》文藝刊的編輯黎辛，日后馬烽的代表作《呂梁英雄傳》的發表也得益于老友黎辛的幫助。

　　馬烽學習結束后，回到晉綏革命根據地繼續參與文藝宣傳與文學創作，1945年根據晉綏邊區召開的第4次群英會的采訪經歷和西戎合作創作了反映晉綏人民殺敵保家的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1945年6月5日始小說在《晉綏大眾報》連載，與讀者見面。1946年9月16日、30日《解放日報》文藝刊進行了摘錄轉載，經赴重慶談判的董必武等人的介紹，《呂梁英雄傳》也成為解放區傳到國統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延安“部藝”的學習，對馬烽來說，只能看作是其走上文學藝術道路的開始。每個作家，不可能只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就能成就一生，創作實踐中也需不斷的打磨和完善，才能形成作家特有的風格�！安克嚒倍虝旱呐嘤枌W習開啟了馬烽的文學創作之門，在黨的培養和《講話》精神的指引下馬烽開始半個多世紀深入生活、貼近實際的創作之路。

　　與馬烽同屬呂梁劇社的李束為、孫謙，隨“決死二縱隊”下屬的黃河劇社到達延安，李束為順利考取了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編劇班，年紀較小的孫謙分配至部隊藝術干部培訓班，部隊藝術學院成立后，孫謙轉至“部藝”文學班學習。承擔部隊藝術學院教學的都是魯藝的教師，周揚講授《藝術概況》、張庚負責《戲劇概論》、周立波主講《名著選讀》，名家學者的講授給他們開啟了一扇文學之門，讓其盡情地遨游在學術海洋中。位于魯藝東山的圖書館更是他們常去的地方，這種讀書生活開闊了這些年輕人的視野，他們也通過閱讀汲取了知識養料。魯藝周末舉辦的各種晚會，不安分的年輕人躍躍欲試。戲劇系排練蘇聯名劇《帶槍的人》，李束為負責道具工作。兩年的學習生活結束后，李束為被分配至河曲縣擔任農會干事，孫謙被分配至山西保德縣。延安學習期間的知識積累，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他們內心的創作激情再次被點燃，1943年8月3日、4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李束為的第一部作品《租佃之間》，孫謙也開始了藝術創作的嘗試，創作了大型歌劇《王德鎖減租記》。

　　1939年大掃蕩開始，活動在黃河之濱的呂梁劇社決定撤往延安進行休整和培訓學習。呂梁劇社受王震將軍的推薦，奔赴延安。

　　胡正，是呂梁劇社的成員，也是赴延安學習的最年輕的山西文藝工作者之一，其學習經歷也因戰事的變化而一波三折。1939年11月，年僅15歲的胡正跟隨呂梁劇社在延安演出，期間在魯迅藝術學院進行了短暫的學習。之后，晉西北地區反掃蕩戰役加劇，胡正返回晉西北參加戰斗。1940年2月1日，延安城北門外舉行“延安民眾討論(精衛)大會”，胡正參加聚會，見到了毛主席。1940年10月經組織推薦他再次赴延安學習，在魯迅藝術學院附近的部隊藝術干部訓練班和部隊藝術學院學習，系統集中地學習了中西文藝理論知識，理論的積淀提升了他創作的水準。楊家嶺召開文藝座談會不久，毛澤東主席親往橋兒溝，為魯藝師生作報告。胡正認真聆聽著，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揣摩著其中蘊含的深意，長久困惑他的疑團終于茅塞頓開，他明白只有貼近群眾，深入火熱的戰斗生活，才能創作出真正的作品，也才能受到群眾的歡迎和喜愛。延安的激情、火熱的生活激發著年輕胡正的創作欲望，他開始了創作上的嘗試，豐富的斗爭實踐成為他藝術構思的寶藏。1943年5月26日胡正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小說《碑》，同年，10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他的《民兵夏收》，嘗試中的成功，極大地鼓舞著年輕的作家不斷進行藝術上的探索，也堅定了作家“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創作理念。學習之余，胡正也積極參與劇社的排練、演出�！吨v話》之后，劇社一改以往演洋戲、大戲、古戲的風氣，開始貫徹《講話》精神，排練新戲。胡正參與了《晉察冀鄉村》的排練，該戲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演出，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認可和群眾的歡迎，胡正在其中扮演一名民兵。1942年夏，學習結束后，胡正回到晉綏革命根據地分配到八路軍一二○師政治部“戰斗劇社”，繼續從事宣傳工作。

　　同屬呂梁劇社的西戎也被安排進魯迅藝術學院的干部培訓班戲劇班學習，可以旁聽魯藝的課。魯迅藝術學院是當時延安的文藝活動的中心之一，各種名人學者的演講、各種劇團的演出以及各種學術討論經常出現在魯藝校園里。西戎在學習之余，奔走在各種活動現場，接受著文化的洗禮，這種濃厚的文化氛圍感染著年輕的文藝工作者。學習期間，西戎創作了第一篇小說《我掉隊了以后》，在1942年10月31日《解放日報》發表。學習結束后西戎返回晉綏革命根據地，這段求學經歷也成為其日后走上創作道路的重要推力。

　　這群來自山西的文藝工作者，他們沒有復雜高深的教育背景、深厚的理論學養，他們僅有的是與人民群眾的水乳交融、革命實踐的熱情參與、民族災難的感同身受以及對文學藝術的執著追求，這構成了他們文學創作的重要內因，他們也以集體力量踐行著“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針，這是“山藥蛋派”在20世紀中國文壇的初次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