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氣息、泥滋味”的山藥蛋派文學(張麗軍)

　　站在21世紀的今天來看，“山藥蛋派”文學依然閃耀著來自鄉土中國大地的泥土氣息，塑造的人物形象經歷了歲月洗禮而依然異常鮮活可愛，對中國民間文藝形式的創造性運用之于新世紀中國文學有著極大的啟示意義。

　　“山藥蛋派”的形成首先是來自三晉大地的民間藝術滋養。 非常有意味的是，“山藥蛋派”作家群的形成，截然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文學流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等有著鮮明的社團宣言、組織方式和創辦發表園地的自有刊物�！吧剿幍芭伞睕]有統一的宣言、機構和刊物，是自然而然逐漸形成的，是被后來研究者歸納、提煉出來并得到了廣泛認同的、審美藝術風格特色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文學社團流派。既然沒有人組織，也沒有人倡導，何以形成一種“山藥蛋派”文學流派呢？深深探究，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極為重要的共同性因素，那就是他們都是三晉大地的兒女，從小都是在三晉大地農村長大的，得到了來自鄉土民間文藝滋養的“農民作家”(20世紀40年代趙樹理就因為創作成績和審美特色極為突出，被譽為“農民作家”)。作為“山藥蛋派”領軍人物的趙樹理，出生于山西省沁水縣的農村，從下就喜歡各種民間文藝。趙樹理就跟從村里民間藝術高手組成的“八音會”，聽各種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趙樹理的父親就是一個說書能手，不僅能夠閱讀“三俠五義”等民間俠義小說，而且能說給鄉民。所以，趙樹理對民間說書人的說唱藝術及其結構布局、敘述方式了然于胸，幼小的心靈受到來自三晉大地民間藝術的深厚熏陶和滋養。這為他后來的文學立場、文學理念和“為農民寫作”文學觀的形成有著極為深刻的淵源關系。馬烽是“山藥蛋派”作家群中創作作品較多、產生較大影響的作家。與趙樹理一樣，馬烽出生于山西省孝義縣一個貧農家庭，7歲移居汾陽縣。從七八歲開始，馬烽就參加農村的田間勞動，熟悉農民的日常生活、民風民俗、方言口語和各種農業勞作。這為馬烽后來的文學創作打下了終生受益的生命底色和精神根脈。西戎、束為、孫謙和胡正都是曾生活和工作在晉西北大地上的作家。三晉大地的民間文藝傳統滋養了作家的藝術魂魄，賦予他們不竭的鄉土之情和藝術生命活力。這從趙樹理小說中的說書人敘述口吻、評書體結構布局和各種民間文藝形式的自由運用可以得到清晰的見證。事實上，“山藥蛋派”作家中不僅趙樹理在作品中采用快板、打油詩、民諺等民間文藝形式， 而且馬烽、西戎、束為等人同樣使用快板、俗語、 地方戲曲、民歌等民間文藝形式，如馬烽的《飼養員趙大叔》、西戎和束為的《王德鎖減租》、胡正的《民兵夏收》等。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三晉大地的自然地理空間在20世紀所發生的波瀾起伏的社會革命變革及其大地上的鄉民心靈震蕩與情感漣漪是“山藥蛋派”作家一生創作的敘事中心和永不枯竭的情感動力源。

　　火熱的農民土地革命不僅點燃了“山藥蛋派”的創作激情，而且也為這種來自大地的土生土長的“山藥蛋文學”提供了成長的精神土壤。1943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太行山區迅速傳播。趙樹理不僅從《講話》中找到了文學知音，而且從中找到了具有正本清源性的美學理念、創作準則和新的文學發展道路。土生土長的“山藥蛋派文學”第一次具有了“合法”性的文學身份和承續傳統中國敘事美學的獨特內在性審美價值。從此，“山藥蛋派”文學真的可以登入“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大雅之堂了。毫無疑問，偉大的時代呼喚并創作著一種新的基于最廣大窮苦人的革大雅之堂命美學，呼喚一批具有鄉土中國大地的“泥滋味”和“土氣息”和鮮活的、展現社會巨變中農民心靈震顫的新文學。從三晉大地中土生土長的、被民間文藝滋養的、在土地革命斗爭中壯大的“山藥蛋派”作家可謂是生逢其時， 被時代需要和塑造，同時也以文學記錄和書寫著時代的歷史。

　　從寫作內容來看，“山藥蛋派”作家群書寫了三晉大地上的社會變遷、革命斗爭和心靈嬗變，塑造了各種不同類型的農民形象，對在巨大的社會變遷和激烈的土改斗爭下三晉農民的心靈戰栗進行了細致而精彩的藝術描繪。以往我們對“山藥蛋派”文學作品的評價集中于對土改革命中各類農民形象的典型塑造方面，對小二黑、小芹、李有才、 小順、元孩等堅定的農民革命者形象給予充分肯定，同時也對二諸葛、三仙姑、老秦、苗海其、王萬成等老一代落后農民形象給予關注。這在無意之間忽略了“山藥蛋派”文學作品的思想深度，對趙樹理、馬烽、西戎等作品的思想豐富性和深刻性構成了某種無意識的遮蔽。事實上，進一步考量“山藥蛋派”作品，我們越過流逝的歲月，拭去歷史偏見的塵土，就能發現“山藥蛋派”自身的精神生命光芒。即“山藥蛋派”建構了類型豐富的農民形象，包括以往被遮蔽的地主形象、變質農民革命者形象、受批評的“中間人物形象”等等。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塑造了冒充的革命先鋒者“金旺、興旺”兄弟，在《李有才板話》中塑造了村霸閻恒元形象；束為在《紅契》中塑造了“笑面虎”地主形象，在《老婆嘴退租》中塑造了狡猾的地主“老婆嘴”等形象。這其中尤以閻恒元和“笑面虎”形象生動鮮明�！独钣胁虐逶挕分械牡刂鏖惡阍�見風使舵，順應時代形勢變化，通過變相改選和尋找政治代理人，牢牢把握村政權，糊弄土改的章工作員，甚至獲得了“模范村”的榮譽。正如小說中的快板所言：“村長閻恒元，一手遮住天。/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碧貏e深刻的是閻恒元利用封建等級思想和安逸享樂的糖衣炮彈，把陳小元從貧農家庭中成長起來的革命領導者漸漸腐化為變質者。無論是地主閻恒元，還是變質的革命者陳小元形象，小說都呈現了趙樹理對變動中的鄉土中國社會的深刻觀察和超越時代的先鋒性思想。如何確保政權保持在革命者的手中，如何確保鄉土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不腐化變質，這在新世紀的今天依然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和巨大警示意義。

　　趙樹理和束為等人的作品不僅展現了天翻地覆的土改勝利喜悅，而且是把千百年來鄉土中國底層農民所深深受到的傳統文化和地主威權的壓抑展現出來，即把胡風所言的“精神奴役的創傷”呈現出來，揭示出土改不僅是一種經濟與政治的翻身仗，更是鄉土中國農民文化與心理的翻身仗。地主等剝削階級的強勢文化和心理威權依然對普通農民心理構成一種威壓和恐懼。農民的權利意識和民主意識需要長期的培育和良好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制度的保障。而西戎等人合作的《王德鎖減租》在承繼以上思想主題的時候，又往前探索了一步。這部獲得邊區政府表彰的戲劇作品，提出了翻身農民的文化教育需求，即農民不僅要求政治、經濟翻身，而且要求文化翻身、“子子孫孫學文化”得解放的終極性要求。這比較于新世紀今天中國農民新興起的“讀書無用”和農村學生的“棄學論”，無疑是構成了一種巨大的思想張力。

　　從時間上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新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山藥蛋派”文學作品在敘述主題、人物形象和情感基調都有顯著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對農村女性形象、“中間人物”形象和農村領導者形象等新中國農村人物群像的建構方面。事實上，從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開始，女性形象書寫就是“山藥蛋派”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敘述向度。當然，《小二黑結婚》中的女性如小芹和“三仙姑”等形象是模糊的，不夠清晰的，屬于服務于敘述主題的扁形人物形象。新中國成立后，“能頂半邊天”的新女性在各方面獲得了極大的解放。這一時期“山藥蛋派”作家對女性形象書寫，無論是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都有了一個極大的飛躍。趙樹理的《傳家寶》雖然依舊沒有擺脫為敘述主題服務的局限，但是小說敘述的兩代女性形象李成娘和兒媳金桂形象，已經顯露出新的敘述特質。婆媳關系是一個千古難解的敘事主題。但在新中國初期的文學世界中，這一沖突關系注入了新的敘事內容和相對溫和，乃至帶有某種內在抒情意味。 《傳家寶》借助金桂嫌婆婆的舊箱子有礙觀瞻放到床底下這樣一件小事，觸發了婆婆李成娘的“老火”。這是新中國工業化初期，鄉村女性被繁重家務所束縛、固守家庭的傳統鄉土倫理文化與分工合作、婦女解放的新工業倫理文化的沖突，是蘊含著時代進步與女性解放的明朗、樂觀與抒情意味的沖突。經過女婿的高明調解，李成娘終于意識到新時代到來了，過去的那一套“傳家寶”不靈了，新社會新農村需要的是金桂這樣能夠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新女性，從而達成了和解。趙樹理小說《邪不壓正》中女性形象軟英有了新的進展，具有了清晰的性格變化，寫出了軟英對不同惡勢力的“軟中帶硬”、“等等看看”而又決不犧牲自己的生命韌勁和“軟反抗”的生存智慧�！兜怯洝分v述的小飛蛾與女兒艾艾兩代女性不同的婚姻命運故事，與《小二黑結婚》，有異曲同工之妙。有意思的是，新世紀山西作家李駿虎同樣書寫了兩代婦女不同婚姻命運的小說《母系氏家》 ，延續了趙樹理《登記》對鄉村女性婚姻命運進行人文關懷和審美書寫的文學主題。

　　馬烽的《金寶娘》則敘述了一個美麗善良的鄉村女性金寶娘被地主惡霸欺負，從好媳婦淪落為“接日本人、警備隊、晉綏軍”的“爛貨”，后在工作團的幫助下斗爭地主、重新做人的故事�！俄n梅梅》是馬烽采用日記體書寫的一部新社會鄉村知識女性韓梅梅，勇于打破世俗，不怕苦累改造養豬場、建設新農村的新故事。胡正的《碑》在語言特色上與西戎構成了呼應�！侗�》中的革命女性凌前英為救群眾犧牲了，在她跳水的地方立起了一塊碑�！氨�是呂梁山脈的青石，它永恒不朽地、堅實地立著�！蔽魅趾秃�正的作品的抒情化、詩意化語言，與趙樹理和馬烽那種白描式敘述構成了“山藥蛋派”內部敘述語言的差異與變化。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新中國成立后“山藥蛋派”一個極大的文學貢獻就是對“中間人物”形象的審美書寫。趙樹理、馬烽、西戎等作家在農村革命者和建設者形象塑造方面，一方面刻畫了像《小二黑結婚》中縣工會主席老楊同志、《“停止辦公”》的縣委書記楊成柳、《我的第一個上級》的防汛副總指揮老田等光輝形象，另一方面書寫了一些帶有急躁、冒進思想性格的，即有人間煙火氣的、有缺點的農村干部形象。馬烽的《臨時收購員》就塑造了官僚主義作風的“我”和“老金”誤解了“臨時收購員”石二鎖老漢，還把他扶持山區農民養雞的遠見誤當為自私自利的卑鄙行為。西戎的《冬天的夜晚》刻畫了一個忘我勞動而又驕傲自負、主觀粗暴的隊長牛成寶形象。站在新世紀的今天，那些依然生動可愛、觸動人性內心深處的“山藥蛋派”新中國成立后文學作品恐怕當屬是那些描寫“中間人物形象”的文本。其實，從深層來看趙樹理、馬烽、西戎等人塑造的有缺點的農村干部形象已經具有了“中間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質。但是，在真正意義上的“中間人物形象”作品當首推西戎的《賴大嫂》莫屬。賴大嫂愛占便宜，嘴頭子硬，沒人敢招惹，養了兩回豬，一頭說是因病而死，一頭殺吃了。特別是第二頭豬因為偷吃集體莊稼與民兵隊長立柱發生了沖突，賴大嫂狡辯說：“誰說的我的豬到了莊稼地里？到了那塊地里？為啥不把我叫出來讓我看？”后來，因為立柱媽養豬掙了一筆大錢，賴大嫂后悔自己腳踩兩只船，錯打了算盤。賴大嫂固然有打小算盤的自私缺點，但是新的保障農民個人利益的政策讓她第一次下定決心把豬養好，爭當一個好社員。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趙滿囤”是一個飼養好手，但是為公家飼養卻出現了牛驢消瘦得像副骨頭架子，成為全社最落后的社員。但在社長甄明山的教育下，他逐漸發生了質的思想變化，成為公社理家過日子的能手。這些“中間人物形象”文本在今天依然閃爍著熠熠的藝術光輝，依然有著可進一步闡釋與探討的美學理論空間。

　　總之，對于“山藥蛋派”文學，我們需要在繼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梳理其與“五四”新文學、傳統通俗文學和民間文藝的內在關系，重新思考其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特別是其敘事學、美學、語言學、民俗學、社會學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意義�！吧剿幍芭伞弊骷夷欠N向生活學習、向農民學習、向民間學習的創作思想與精神姿態于新世紀中國作家如何書寫真正意義的中國文學、中國故事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