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烽小說中的“民俗之手”(張霞)

　　作為形成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重要的小說流派，“山藥蛋派”濃郁的地方色彩和民俗風情作為其最重要的流派特色之一一直為眾矚目。作為這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馬烽的小說充分地展示了“山藥蛋派”文學的民俗色彩。關于民俗，鐘敬文先生曾經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民俗像一只看不見的手，無形中支配著人們的所有行為。從吃穿住行到婚喪嫁娶，從社會交際到精神信仰，人們都在不自覺地遵從著民俗的指令。民俗對人的控制，是一種“軟控”，但卻是一種最有力的深層控制。民俗作為一種事象和活動不僅廣泛存在于馬烽小說之中，同時作為一種軟控制方式參與了小說的構建。那么，民俗之手是如何在馬烽的小說中發揮作用，從而營造出了如此濃郁的民俗味道和鄉土質感的呢？

　　在細細研讀馬烽的小說后，我們可以發現，一方面，作家對鄉村世俗生活十分熟稔，在鄉土社會的風俗人情、信仰習慣、社會心理等方面傾注了相當的筆墨。作者考察鄉土社會民俗之“民”，探究民俗之“俗”在鄉土大地上的表現形態，追溯民俗對農民心理、觀念、性格的形塑過程和作用。在對農村世俗生活的體察和反映中，作者運用了民間語言、民間思維對民間倫理、民間風俗、民眾生活進行還原，營造了一個原生態的民俗生活世界，也展現出了時代和政治對民間跳脫的生命力、民俗承載的民間力量的洗禮和重塑。馬烽筆下的鄉土世界，幾乎呈現了中國民間社會婚喪嫁娶、春種秋收、飲食居住、宗教信仰、方言土語等各個方面的風俗習慣及其背后隱含的社會關系與文化變異。在這個世界里，吹了千萬年鄉村大地的凜冽的風仍然在掠過亙古的群山和廣袤的河灘。鄉村的宗廟祠堂、縱橫阡陌、尋常人家經歷了千年萬年的苦難仍等在那里，但已是一片嶄新明媚的大地，它面向未來，恰如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寄托著巨大的群體熱望，卻又一如最初的生命蠻荒，充滿了歷史的言說。在一幕幕充滿著婚喪嫁娶、煙火凡俗的日常生活場景中，一張張質樸苦難的臉、一顆顆純真熱情又不乏痛苦糾葛但仍顛撲不滅的靈魂、一幅幅彌漫硝煙、充滿忠誠背叛堅忍勞碌的時代畫面、一股股排山倒海、沖決一切、前仆后繼、勢不可擋的打破世界的力量，都似乎充滿了愛恨情仇，散發出或廣袤或質樸的地域和民俗風情。

　　另一方面，如果單純只是對民俗語言、民俗事象的反映和闡釋，未免失之浮泛，民俗作為一種深層機制參與了馬烽小說的敘事構建，極大促進了馬烽小說敘事功能的實現。無論是作為敘事起因，還是小說的“題眼”，抑或是小說的脈絡節點，民俗常常潛行在敘事之中，發揮深層控制的作用。與同時期的很多作家一樣，馬烽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反映不同歷史時期農民精神世界的變化，提出和反思農村存在的問題，揭示農村生活的變遷。而我們也可以從民俗模式、民俗機制入手，考察“民俗”這只看不見的手與馬烽小說中反映的農村生活的“�！迸c“變”之間微妙、復雜而又妙趣橫生的互動關系。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具體到民俗的各個質素來看。

　　首先以民俗空間為例，民俗空間既是指民俗事象依存的空間載體，也是各類民俗人物和民俗世界展演其中的現實場，同時也是民俗事象和活動背后所指涉的精神虛擬空間，包含了民俗空間維度所投射出的民俗變異、民俗心理和民俗表征。以祠堂為例，祠堂是民間世界最重要的民俗空間之一，是鄉土社會用于宗族和祖先祭祀這一圣事活動的神圣公共空間，還是宗族重大事件如婚姻、獎懲、正名等的見證者，更是鄉土社會血緣關系的重要衍生物。筆者對《呂梁英雄傳》進行了詳細的文本細讀，發現小說通篇出現“祠堂”31次。在祠堂被改造成村公所后，也以村公所的名義多次出現，成為革命活動的核心場所。隨著政治意識形態的介入，“康家祠堂”承擔著越來越多的功能，康家寨的人們在祠堂里開會、斗爭、分田、動員、參軍，直到地主勢力被徹底打倒，“康家祠堂”變成了“村公所”，從“質”上真正實現了職能的徹底轉變。革命勝利后，康家寨的人們又在祠堂開起了歡慶大會，抒發翻身的喜悅。鄉村社會十分重要的民間信仰空間——祖祖輩輩沒有改變的關帝廟，也煥發了新顏，插上了紅旗，貼上了標語�？臻g原有的民俗符號或者民俗范式如神像、祭祀儀式、祭拜場所、祭拜物品等，或者衰敗不堪，或者被廢棄，或者被置換，而換之以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新民俗符號或民俗范式，如反映階級斗爭的年畫、描繪新生活場景的對聯等，借助這些新的民俗符號或范式，作者在作品中營造出一個新的民俗空間，從而表達出共產黨領導下舊貌換新顏的主題。

　　再比如民俗儀式，很多原有的祖先祭祀、神靈膜拜、婚慶儀式被淡化，轉化成了革命斗爭中的新儀式新形式的描寫和刻畫。如原有的宗族祭祀描寫不再是重點，對革命軍人的“公祭”等祭祀儀式得到重點描寫；原有對龍王、灶王、日月神等關系到民生的神靈崇拜，逐漸被對群眾、領袖的力量崇拜所取代。鄉土社會十分看重的婚姻儀式，隨著革命意識形態的介入，原有的三媒六聘、門當戶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逐漸被賦予新的觀念和氣息，原有繁瑣傳統的拜堂儀式，被新式婚姻儀式取代。人們擇偶的標準，逐漸向革命性、先進性看齊。在革命浪潮中進步青年萌發的革命情感，雖然沒有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因為有著共同而崇高的革命信仰作為情感基礎，也變得合理而正當了�！秴瘟河⑿蹅鳌防锏慕Y婚場面：把從前娶媳婦用的斗、弓箭等“鎮”物，都取消了。門上貼起了紅對聯，寫著：“男耕女織稱模范，殺敵保國是英雄�！� 翻身的事實教育了廣大村民，他們不再相信“斗、弓箭”等鎮物所象征的神靈力量，開始相信新政權的領導能力和“男耕女織、殺敵報國”的自我抗爭力量。小說《結婚現場會》反映了革命的集體婚禮這一新結婚形式，“彩禮”作為傳統婚俗的重要環節成為整個小說情節發展的突破點和關節點，最終在新思想新風尚的感染下，“要彩禮”的舊習被破除，集體婚禮得以順利舉行。

　　與此同時，民間社會原有的民俗觀念也遭受著沖擊和改變�！蹲怨诺馈防锏年愂刂覞M口老理，整天把“自古道”掛在嘴邊，一切按照老理行事，只想明哲保身、息事寧人，不想得罪人，卻被社里的群眾批評不顧社的利益�！白怨诺馈碧幪幮⌒囊硪�，不想得罪大家，最終還是把大家得罪了。事實證明，自古的老理已經不適用于新社會。再比如作為歷史悠久的原始社會關系組織結構，在鄉土社會中顯著存在的宗法血緣觀念。宗法血緣關系影響著鄉土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的方方面面，也深深印記在鄉民的信仰習俗、思想意識、行為習慣之中。對宗法關系的依附和維護，使得宗法社會中的農民非�？粗匮�緣和宗族關系。在家國危亡的時刻，宗族內的老老小小聯合起來，宗族群體成為了革命斗爭中的天然同盟。但是，革命打破了宗族固有的保守、排外的特性，逐漸以“革命血緣”撼動甚至取代了天然的“宗族血緣”，“國”的重要性也逐漸凌駕在個人小家之上。雖然鄉土社會是個人情社會，鄉民們做事看交情，講面子，但是在革命風暴的洗禮下，他們打破人情和血緣的桎梏，廓清反動勢力以親情和人情為幌子的虛偽伎倆，與具有同樣革命意愿、一條心的鄉親們站在一起。革命打破了宗族固有的保守、排外的特性，逐漸以“革命血緣”撼動甚至取代了天然的“宗族血緣”。

　　以小說《村仇》為例，趙莊和田村的地主為滿足一己私利，挑起兩村人的矛盾，最終引起了械斗，導致了傷亡和仇恨。地主們挑起矛盾所利用的就是鄉村之間的血緣關系。雖然小說表達的是階級斗爭的主題，但作者將其嵌入到宗族村落本有的血緣關系中來寫。階級敘事借助民俗敘事的面孔展開，不僅變得親切可感易于接受，而且更加渲染出了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最終兩村人重歸于好，兩連襟喝起和合酒，最大的原因是在區長小舅子的引導下，村仇得以向階級仇恨轉化。親情血緣并非堅不可摧，它常常會被血污和仇恨遮住眼睛，而階級感情和立場可以消弭原有的親情隔閡，將階級兄弟團結在一起。小說《金寶娘》則反映出了民間貞節觀在土改時期的遭際。民間社會對女子貞節十分看重，金寶娘因為是個不正派的女人，受到了不明真相的土改領導者——“我”的厭惡和斥責。然而在了解到金寶娘的悲苦身世和際遇后，“我 ”認識到金寶娘也是受害者，罪魁禍首是萬惡的舊社會，從而產生了深深的愧疚之情。最終在“我”和村代表的幫助下，金寶娘治好了病，過上了踏實日子。鄉土社會里，土地是農民的命脈，對土地的倚重導致了在面對地主奪去土地的威脅時，他們常常無力反抗，甚至任其蹂躪。階級壓迫導致了金寶娘的失節和一系列悲慘遭遇，面對金寶娘，村民們的感情也是很復雜的，既有立足民俗觀念對失節女子的厭棄和鄙視，也有出于階級立場對階級姐妹的同情和唏噓，而最終作者對金寶娘的態度，表明了對階級感情的看重和宣揚。小說結尾，金寶娘說，“土改之后我就不了！我讓金寶每日拾糞，明年也種些地”，深入到土地關系的革命真正撼動了舊社會制度的根基，使窮苦勞動婦女終于直起了腰。作者看似在寫一個失節女人新生的故事，但貞節喪失背后的深層原因——黑暗的社會制度和階級壓迫才是作品要表現和強化的主題。

　　雖然只是粗略敘述，但馬烽小說中民俗與文學的融合可見一斑。正是因為有民俗的參與，才緩沖和稀釋了小說中的政治主題表達的單一性，營造了清新、明朗的風格，豐富了作品的文學性和民族性，拓寬了審美空間。馬烽的很多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廣為流傳，正是因為契合了民俗文化的內核，符合老百姓的審美習慣、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換句話，民俗文化充當了文學與文學的政治旨歸之間的中介，將高蹈的政治宣傳和教育轉化成日常親切可感的生活教育，增加了文學的民間意味，賦予了文學以特殊的“尋根”意義，對“山藥蛋派”之后的文學發展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反過來講，通過對民俗的改造、規訓，借助民俗文化和精神結構的作用，馬烽小說也實現了主題旨歸和自身話語的構建和施行，有效地完成了小說的敘事功能。

　　但是從負面影響來看，民俗文化本身是厚重、綿遠、具有內在規律性的文化傳統，在特定時期被文學倉促“借用”后，無法在短時間內形成豐厚的積淀，導致了這一時期的民俗文化大多比較脆弱，文化含量不夠充沛。民俗自身發展的脈絡被打斷，很多傳統文化的內核被抽空，澆筑以政治文化的內容，這從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民俗文化模式的傳承和發展，造成了民俗文化發展的淡薄化和簡單化，阻礙了其自身發展的豐富性和厚重感。對農民力量的倚重，對農民地位的推崇，使得作者在關注民俗文化時，片面強調農民勤勞、堅忍、勇敢、質樸、善良、具有反抗精神等美德，有意無意淡化了農民身上自私、落后、愚昧的特點，弱化了民俗文化和民間社會中積存的封建落后因素。由于對農民和農民文化的推崇，促進了民間文化和農民審美趣味的發展，卻忽視了對知識分子傳統的承續，造成了知識分子傳統的斷層。在文學風格上，過分強調了質樸通俗的風格趨向，卻忽視了對文學高雅、精致、優美品質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