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壽：一個抒情者的悖論(唐翰存)

　　徐兆壽在他的詩歌《我不告訴你》里面說：“常常在夜深人靜時/凝望高天上那深深的海洋/深沉到無邊無際  深沉到無聲無息/不知自己在尋找什么 不知在呼喚著誰”。這首詩里所表現的，是很長一段時間里詩人的精神狀態，后來求助于尼采、叔本華等人的哲學，最后又放棄，轉而昂首問天，領受天空中宗教的氣息。徐兆壽是一個經常往天上看的人，一個追尋天道人心的知識分子。借著詩歌，他的那種天問氣質，似乎一下子獲得互文性的抒發；他的憂患，他的深情呼告，也在詩歌的語體、節奏中得以詩意順暢地展開。讀他的詩集《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和《麥穗之歌》，感覺那里面真是“詩言志”，真是宏大敘事。詩人陶醉于某種“超越萬物、歸于大道、通向自由”的力量。在長詩里，那漫卷的哲思，洶涌的激情，隨著時光的沙與沫，不可遏止地掩殺過來……

　　曾幾何時，徐兆壽突然不寫詩了。他突然沉寂，跨過新世紀，就在人們快要忘記他都寫過什么的時候，他突然出版了一本一度引起不少關注和爭議的小說《非常日記》。徐兆壽的寫作，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形而上，以及對精神問題的關注，他的長篇小說《非常日記》，連同后來出版的小說《非常情愛》《生于1980》等，其著眼點都是關于人內在的沖突、生存的掙扎、靈魂的拯救等�？傮w上看，他作品中蘊含著一種穩定的體驗和渴望，都在形而上層面。

　　他在《麥穗之歌》書后收錄的那篇《一份個人的詩學檔案》中寫到，他們那時怎樣心懷文學改革的宏愿，怎樣帶著學生到詩壇前輩們那里推介他們新印刷的雜志，遭受冷遇，后來，校園里一起寫詩和辦刊的人們又怎樣疏遠，怎樣冷笑和調侃。徐兆壽曾將詩歌當做生命的一種探索方式，可是，當那種探索不再使人變得快樂，反而使人變得痛苦、悲傷、絕望，使人“失去生活的信心”，那么，探索還能持續多久？

　　徐兆壽離開詩歌，轉而從事小說和其他方面的寫作，有他自己難言的苦衷。但他天生是一個抒情者。他的那種言語方式，他面向世界的心理姿態，他寫作時的情感基調，還有他那放漫的文學氣質，都是屬于抒情的，是一個歌者的使命。他的詩歌，天然地契合他在天地間、在人生之路上下求索的節奏，理應是他文學場里的主角，而小說和文化隨筆，只算伴郎和伴娘而已。

　　實際上，在徐兆壽出版的數以百萬字的小說里，我們常常能看到抒情的影子。他小說的基調，那種隱深在小說結構下面的故事運行節奏，是抒情的；那種敘述的語氣，常常是抒情的；有些段落，完全是抒情的；那種遭遇生活細節時的滑翔感不是停留感，是抒情式的；那種對小說來說非常重要的雞毛蒜皮、雞零狗碎，作者對它們缺少足夠的敘述耐心，這恐怕也是詩人的抒情氣質所致。一句話，抒情成了徐兆壽小說創作中最大的優點，也是最大的缺點。今年新出版的長篇小說《荒原問道》，不僅主題宏大，人物形象上有重大起色，更是在敘事方面傳達出一些扎實氣象。不過，這部小說給人的一個感覺，是仍然流露出抒情的節奏和語氣，流露出借主人公之口直抒胸臆的段落，流露出主觀感發與不動聲色之間的搖擺，一時難以解脫。

　　不僅如此，我們讀徐兆壽的幾本倫理學舊作會發現，他沒有將他的研究對象當成一門完全意義上的實證科學去研究，就像某些精神分析學專家所做的那樣，而是更側重于一些比較虛化的命題。談倫理，當然避免不了虛化。令人感興趣的是，作者何以對人的青春期問題、對戀愛和婚姻中的病理問題不去進行足夠的臨床取樣，或者精細化診斷，而要側重于倫理。這種研究的傾向，除了有學術創新方面的考量，與研究者本人的性格、偏好甚至氣質，恐怕也不無關系。他是一個詩人、一個作家，他對實證科學的倫理化探討，一定滲透了一個詩人和作家的情感因素，一種人文關懷。進一步說，他的這些倫理學隨筆與他的詩歌和小說所關懷的、憂思的，有某種共同點，有內在聯系，渾然一體�；蛘哒f，它們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向世界抒情。

　　抒情對于徐兆壽來說，成了生命中擺脫不了的東西，他的成功與失敗，都在這個特有的語體形式上糾結。他的抒情者角色，也將伴隨他的俗世，他的文學，慢慢滑向個人寫作的遠方。

　　徐兆壽，甘肅涼州人，先后畢業于西北師大中文系和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博士、教授，現任西北師大傳媒學院院長。發表詩歌、小說、散文、評論等共計近500萬字，出版長篇小說《非常日記》《荒原問道》等7部，出版詩集2部，學術著作7部，獲“全國暢銷書獎”“敦煌文藝獎”等十多項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