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清晨,我正在湖北黃梅,準備參加當日的湯用彤紀念館開館儀式暨湯用彤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突聞湯一介先生已于9日晚8時56分仙逝,頓感驚愕悲痛!
湯用彤先生是中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早年畢業于清華學堂,后留學美國并獲哈佛大學文科碩士學位。湯用彤先生一生從事研究、教學,是中國近代少數幾位能夠熔鑄今古、融匯中西、接通華梵的學術大師之一,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首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等。
為建成湯用彤紀念館,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湯一介先生傾注了大量心血,卻在紀念館開館前夜溘然長逝!那個時刻,黃梅的天空電閃雷鳴,大雨傾盆而下,與大地同為先生哀痛!
驚痛之中,幾年前結識湯先生時的情景一幕幕呈現在眼前,心中更充滿了敬佩和深深的懷念。
2010年4月,新華出版社編輯劉志宏先生對我說,經過兩年多的醞釀,終于定下為湯一介先生出一本傳記之事,并決定由湯先生口述和提供資料,由我做整理來完成。
我欣然答允之后,心中卻又充滿了忐忑。久聞湯先生一代國學大師之盛名,而且深知湯先生學養深厚,對國學、儒家理論的研究更是造詣高深。我雖已書寫過不少名家,但為著名國學家整理篇幅厚重的人生傳記,卻還是第一次。因此深深感到,自己面臨的將是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采訪湯先生時的情景。那是一個晴朗的下午,懷著一份興奮和緊張,我和編輯劉志宏如約叩開了北大朗潤園湯先生的家門。
湯先生已在客廳等候,他立刻招呼我們坐下,禮貌的口氣中又充滿了親切,我剛才還提著的心立刻放下了許多。
我開始把采訪內容及我的想法等逐一對湯先生說出,看到湯先生聽得很認真,而且還不時地點點頭,我的心頭不由一陣感動,為先生的儒雅,更為先生的謙虛。
我的心更放松了,隨著我的提問,湯先生從家世談到父親,談到童年……語調平緩,表達卻清晰而流利。我手中的筆飛快地記錄著,桌上錄音筆的紅燈一閃一閃地亮著,一切都是那樣自然和諧:沒有大師在指導小字輩,只有一個和藹慈祥的老人在對一個晚輩述說著他的故事。
只記得,置身在其中的我,一邊聽一邊記,早已沒了緊張和不安,心中升起的是一陣陣激動和對先生的敬佩,因為我感受到了先生的思維敏捷和謙虛待人的一代國學大師風采。
那一天,湯先生對我談了許多,我知道,對先生的第一次采訪成功了!我更知道,采訪的成功離不開先生的通力支持。在充滿了敬佩和感謝的興奮中,對先生第一次采訪的一幅幅難忘畫面,也深深印在了我的腦海中……
從那以后,我又對湯先生進行了多次采訪。每次采訪,先生都是一樣的準時等候,一樣的思維敏捷,一樣的直言坦陳,一樣的儒雅謙虛……
幾個月后,我終于將湯先生的口述內容及著作等資料初步整理好。讓我沒想到的是,當我把厚厚的30多萬字的打印稿送到湯先生跟前請他審閱時,湯先生只看了幾頁就對我說:“你這個稿子還是以第一人稱寫的,這不等于是我在寫自己嗎?這不行,我是不會為自己寫傳記的。 ”
先生的話不多,仍然是語調平穩,表達流利,但我卻從他臉上的表情看出,他是認真的,絕無客套之意。編輯劉志宏也很愕然,湯先生不同意自己寫傳記,也就意味著不要著作權。而在這以前,他一直認為湯先生是同意自己寫傳記的。
事后我才明白,湯先生始終就沒想過要為自己樹碑立傳,更沒有想過要著作權之類的事情。湯先生的著作很多,對于著作權、版權等問題他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卻堅決不同意自己寫傳記。
回想起來,湯先生堅決不為自己寫傳記的情景仍然清晰如昨。每當想起這一幕,我的心中都會油然升起一股敬佩之情,因為我看到了一個儒學大家謙虛坦誠的高尚胸懷。
還忘不了的是完成《湯一介傳》初稿后的幾件小事。記得當我把《湯一介傳》初稿拿給湯先生審稿時,先生接過手稿只說了一句話:“最主要的是必須真實。 ”
后來在為《湯一介傳》配插頁照片說明時,其中有一張是湯先生與兒子湯雙、孫子Brady的合影。當時先生的孫子Brady已拿到博士學位,而他的兒子湯雙早已是博士了。于是我為這張照片注上的說明是:“一代國學大師與兩代博士”的湯氏祖孫三代,湯一介與兒子湯雙、孫子Brady。
湯先生看到這張照片的說明后,一邊拿起筆把“一代國學大師與兩代博士”幾個字劃去,一邊對我說:“不要這樣寫,只要后邊幾個字就可以了。 ”
望著一臉平靜的湯先生,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想起了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的那些話:“我一向不把自己稱為哲學家,而且我一向反對用大師這個稱號。不管是中央電視臺、鳳凰臺,一介紹我就說我是什么國學大師、哲學大師。一開頭就講我不是大師,現在沒有大師。 ”
2011年9月,我為先生撰寫的《湯一介傳》終于出版,很多人都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但我知道,這是人們對先生的欽佩和贊美。無論是先生“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書香家世,還是先生對中國哲學事業的卓越貢獻,還有先生對《儒藏》編纂工作的嘔心瀝血,都是一代國學大師永不磨滅的熠熠光輝!
黃梅的天空仍然布滿烏云,凝聚著湯先生心血的湯用彤紀念館終于如期開館了。參加湯用彤紀念館開館儀式暨湯用彤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專家學者和各界人士為湯先生集體默哀一分鐘,以表示對湯先生逝世的哀悼。
湯先生走了,留下了人們對他無盡的懷念。湯先生的學生,與湯先生親如父子般的北京大學歷史文化資源研究所副所長雷原教授說:“湯先生投入大量心血的湯用彤紀念館終于落成開館了,可是湯先生卻走了,回到北京后,我再也不能和湯先生在朗潤園交流匯報談心了……”說到這里,雷原博士已泣不成聲。
在黃梅,與湯用彤、湯一介父子有著兩代師生情誼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許抗生老先生也與夫人楊亞彬教授一起回憶了湯一介先生對他們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上的關懷與幫助。許教授回憶說:“我1963年在北大哲學系畢業后就師從湯用彤先生攻讀研究生,老湯先生逝世后,我又跟著小湯先生學習。湯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在他的指導下,我完成了畢業論文《王弼的動靜觀》 ,并得到了湯老師的肯定和稱贊。他們父子是我的兩代恩師。能夠成為兩代中國著名國學大師的學生,是我的榮幸。 ”
“我畢業時,正是‘文革’時期,先分到河北宣化軍訓。結束軍訓后,不知怎么的,別人的檔案與我的檔案弄混了。結果我就成了‘有反軍思想’的研究生,被‘發配’到北京大興的一所‘戴帽’中學去教書。后來湯先生來到大興‘北大教育基地’看到我,立刻開始為我調回北大奔走,他說不能埋沒這樣一個人才。當時的調動很不容易,而且湯先生自己又面臨巨大的壓力,但他仍然為我的調動積極奔走,歷盡周折,終于將我調回北大哲學系。湯先生對我的恩情是終生難忘的。 ”
許抗生先生調回北大后,先為馮友蘭先生當助手,后分別擔任北大哲學系教研室主任、中國哲學史雜志副主編、中國文化書院導師等職,并于1989年組織完成了《魏晉玄學史》,為中國哲學作出了卓越貢獻。
楊亞彬教授回憶說:“那一年他為中國文化書院去新疆講課不慎摔壞腿,湯先生聞知后,特意來到家中探望問候,至今記憶猶新。湯先生雖然走了,但我們始終忘不了的是,湯先生不僅在學習、生活上關心學生,更關心學生的前途,這是一代國學大師的高尚品德。 ”
從北京到黃梅,從不為自己樹碑立傳到拒絕稱自己為大師、到對學生前途的關心……道不盡的是對湯先生的無限懷念……
謹以此篇,獻給一代國學大師湯一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