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是生命的延續(沈龍朱)

　　我父親沈從文的青少年時代，曾混跡于湘西的軍閥部隊之中，親眼見過無數濫殺中無辜生命的消失，這不能不引起他對人性和生命的思考。人的一生本來就短暫，而當時社會環境惡劣，有無數偶然的因素隨時可能造成一個鮮活生命的消失。他不能不思考，自己的這一生到底應該怎么度過。在“五四”精神的影響下，父親終于下決心跳出湘西那個圈子，獨闖北京上學，去打開自己生命的新天地。

　　以他小學畢業的學歷，考北京大學當然不會被錄取，考燕京大學被錄取了卻沒有錢交學費。父親欠著小公寓的房錢、小飯鋪的伙食錢，還不得不到當時農大、北大的朋友和同鄉那里去“打溜”(現在叫“蹭飯”)；他穿著南方帶來的夾袍子在北京小公寓那不生火的房間里過冬；他努力寫文章，向報刊投稿，希望得到幾塊錢稿費維持生活，但是往往沒有下文。據說，當時主編《晨報》文藝副刊的孫伏園先生曾把他的投稿粘成一長串，當著其他人的面展示并團成一團投入紙簍。父親在無奈下寫信求助于郁達夫，得到了他的熱情幫助和支持。

　　后來，我們晚輩聽到這兩個對比鮮明的故事，往往為后者感動，對前者不平。其實父親在說及前者時，是當作自己的笑話來談的，一點沒有對孫先生的怨恨。一個只有小學學歷的人，當然知道自己當時的文字生澀而幼稚。后來我們才知道，孫伏園先生是在新文學運動中很有功勞的人，是他把《晨報》的文藝專欄擴大為專版副刊，刊登過像魯迅、冰心等著名作家的不少早期作品，使后來的《晨報》文藝副刊成為發表新文學，特別是短篇小說、散文、詩歌、雜文的重要陣地，也成為發現文學新人的重要園地。照我猜想，父親還可能像感激郁達夫一樣感謝孫伏園先生，正是這兩種對比鮮明的刺激，讓他看到自己的不足，發奮寫作，試驗各種題材，大量閱讀學習，從幼稚生澀的文字中漸漸闖出有自己特點的寫作天地。

　　孫伏園那一代先行者創辦的報紙文藝副刊，后來也成了父親一生寫作生活中極其重要的陣地。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到四十年代末，在教書、寫作的同時，他始終沒有完全脫離過文藝副刊的編輯工作。他對來稿極其認真，認為不錯的文章，就會細致加以修改后推薦給讀者，許多后起之秀正是由此走向寫作之路；他認為不理想的稿件，也會同樣認真地寫退稿信，細致、平等地討論文章的不足之處，鼓勵作者改進。在整理他遺留的信件中，就發現過不止一封這類信件。我想正是從單純地為有口飯吃而寫作，到成為那個時代的職業作家，這個過程更讓他感悟到生命的寶貴，懂得了怎樣才能讓自己的生命更有意義——只有勤奮再勤奮！

　　父親的勤奮，貫徹一生。因為生命寶貴，他要利用好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分鐘。既然已經投身寫作，他希望作品帶來的不僅僅是自己的飯碗和名聲。其實，他還就是不喜歡所謂的名聲，因此生前對掛他的名字做什么事總是持反對態度。在世時，像他捐款興建的小學圖書館，要求他題寫“沈從文藏書樓”，他就只是寫下“藏書樓”三個字；他多次寫信囑咐吉首大學和研究他作品的朋友，不要專門以他的名義舉辦活動。秉承他的意愿，我們家人謝絕了以他的名義舉辦文學獎、以他的名字命名鳳凰縣的廣場……

　　對工作與生命，在抗日戰爭以后，他思索得更多了，逐漸把自己的作品當作生命的一種延續。也許因為他喜歡寫短篇小說，自己經歷過的生存環境又讓他很關心在底層的老百姓和普通小職員，他很欣賞和推崇俄國作家契訶夫。他對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寫上五十年，能趕上契訶夫就不錯了。他已經把契訶夫留給全世界讀者的作品，看成是契訶夫生命最有意義的延續。

　　工作有各種各樣的分工，有的能出頭露面，有的也許顯得平庸，但只要是勤奮踏實地去做好自己的事，這種生命的存在就是有意義的�！哆叧恰分懈赣H對“爺爺”的描述，就是這種看法的反映。老船工一輩子風雨無阻地在那小河邊為老百姓擺渡，父親喜歡這樣踏踏實實做事做人。他對自己也有這樣的要求，對我們兄弟，同樣也希望能成為扎扎實實的人，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做任何事都“要耐煩”。他寫文章勤奮“耐煩”，文章一遍遍地修改，常常在深夜流著鼻血工作；他批改學生文章用心“耐煩”，有時在文稿上寫的建議比原作正文還要多；他編輯文藝副刊也非�！澳蜔�”，他的修改、推薦、轉寄稿費和發出的鼓勵信件，使許多青年作家后來成了他的朋友……父親以自己做事的那種勤奮和“耐煩”，無形中培養著我們兄弟一生的工作態度。我們沒有他的寫作才能，也沒有像他后半生那樣轉行搞文物研究，但是學到了在任何困難環境下扎實做好自己工作的那份“耐煩”。

　　新中國成立以后，父親從北京大學教授改行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徹底結束了文學生涯，一頭扎進了文物研究，后半生終于也有了一定的成就。我想，這還是與他對生命的思索緊緊相連的。他研究、愛好文物，首先看重的是歷史上前人勞動的成就，前人那些精美的設計、高超的工藝，實際上也是生命的一種延續。他把古人絲綢的花紋、織錦的編織技術、陶瓷的造型推向蘇州、杭州、景德鎮，當時的口號“古為今用”，不就是為了讓這些前人的工藝成就更有生命力地延續下去嗎？就在這新的一行里，他重新用二十年代剛到北京時的那種勤奮、扎實去一點點地學習、積累。在庫房里靠整理文物學習和積累；在展廳講解員的位置上學習和積累；在編寫展覽柜的說明中學習和積累……在上世紀50年代以后不斷的政治運動造成的批判、抄家和被迫中斷研究的干擾下，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工作，他最終實現了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將生命延續給未來的理想。

　　本文為《古人的文化》(沈從文著，中華書局出版)一書序言，刊發時有改動。

　　制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