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風輕鎮北堡(李東東)

　　2002年6月24日，李東東(左)、張賢亮(右)在央視錄制宣傳寧夏旅游的專題片 《探訪寧夏———中國旅游最后的處女地》，其時作者剛奉調寧夏幾十天，張賢亮已在寧夏工作生活幾十年。

　　編者按：

　　9月27日，著名作家張賢亮先生在寧夏辭世。張賢亮先生是第六至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作家，本刊特編發紀念文章，以為緬懷。

　　2014年8月27日，“民族團結寧夏行”全國媒體大型宣傳報道活動啟動儀式在銀川舉行。這個活動是由中國報業協會、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自治區民委、寧夏日報報業集團共同舉辦的，我代表中國報協出席了會議。這是我調任北京離開寧夏七年多時間里，第五次回寧夏參加活動，很多朋友，有的想一起聚聚，有的準備前去看望。其中之一，就是寧夏文聯原主席、著名作家張賢亮。但賢亮同志當時不在銀川，家人告知正在北京治病，這次就見不到了……豈料，一個月后的9月27日，張賢亮同志因病逝世。

　　因為同為全國政協委員，又因為我與張賢亮同志在寧夏共事五年，人民政協報約我寫篇文章。在兩千字篇幅里勾勒我與寧夏文學代表性人物、中國著名作家的交往，一時難于下筆。想來只有從小線索、小切口入手了。我之所以從“云淡風輕鎮北堡”談起，是因為我與賢亮同志有交集的許多活動、許多交談，常常是在鎮北堡西部影城———寧夏文化和旅游的重要標志點進行。2002年5月中旬，我在履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不到一個月時，陪同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建國同志赴鎮北堡調研，之后數年，開會、探訪，來來往往難以記敘，但賀蘭山前陰晴雨雪，堡子內外生氣勃勃，卻是深深留存于記憶中的。

　　我任職寧夏的前半段，張賢亮同志任寧夏文聯主席；后半段，任名譽主席。不論當現職主席還是名譽主席，賢亮同志都不在銀川城里辦公，而是住在辦得有聲有色的鎮北堡西部影城，精雕細琢著事業，有滋有味地生活。而我，除了在自治區其他會議場合共同出席活動，很少在自治區黨委自己的辦公室約見張主席，一般情況下多是我去鎮北堡。那兩個明清時代的堡子在銀川市區西北、賀蘭山前，地勢比城區稍高。他要找我談工作或我有事與他商討，他往往會在電話中這樣問：你上來，還是我下去？多數時候我會說，我上去吧！一方面，這是對老同志、對文化名人的尊重，同時，在云淡風輕的賀蘭山前，在地闊天高的堡子說說話，心情也變得地闊天高。

　　因為張賢亮同志對寧夏文學、對中國文學的重大影響，也因為我對寧夏老中青幾代文化人的尊重，我們之間始終不以領導被領導的感覺相處。我到寧夏工作五天時去寧夏文聯調研座談，一個月時到鎮北堡調研，兩個月時與賢亮同志一道在央視做節目宣傳寧夏旅游……那時我總是提醒自己，我到寧夏才幾十天，而張主席在寧夏已幾十年，無論從閱歷、經驗還是學識，我都有太多需要虛心請教之處。由是，無論是在清堡他家小院書房里喝茶，還是在堡子里散步，我們的交流絕大多數時間是聽他睿智、幽默間或犀利的侃侃而談——談寧夏文化事業發展，談扭轉不良社會風氣，談文學創作，談經營堡子，談過去的苦難，談未來的打算……

　　他對自己人生經歷的坦誠回顧，優渥的童年，多舛的青年，奮斗而成功的中年，那種種苦中有樂的細節，總是很吸引我陷入沉思；他的不斷發展鎮北堡的宏圖大計，是當時他最樂于最長于談及的話題，而他請我幫助協調銀川市拆除堡子外一處影響西部“荒涼”景觀的現代建筑的要求，很遺憾最終沒能實現；他說他雖然是中國作家中經商最成功的，但最終不會放下作家的筆，忙過這幾年，他還要繼續自己的寫作計劃，我說我等著看你人生最厚積薄發的璀璨之筆……

　　終于有一次，我忍不住就我們倆的現實狀況發表了八個字的感慨：你是神仙高臥，我是俗務纏身��！是的，作為黨委常委、宣傳部長，我必須恪盡職守、完成好組織上交給我的諸般任務：組織指揮協調運作，上山下鄉深入基層，發展寧夏文化事業，愛護宣傳戰線干部……再羨慕主席的“神仙高臥”，我也得一天十幾小時、一周七天不容懈怠地埋首公務�！皟裳垡槐�，忙到熄燈”，我那點兒文人習氣快修理掉了但也還保留了點兒，于是在調任寧夏工作四個月左右時，焚膏繼晷地找了一個多月辛苦，夜深人靜爬羅剔抉，寫了《寧夏賦》�！秾幭馁x》于壬午中秋在《人民日報》、《寧夏日報》發表后，張賢亮及其夫人馮劍華同志，以及寧夏許多同志都很明確地向我表示，原來李東東常委除了做黨政領導工作，還是我們文化界的人。

　　而另一次，我孜孜以求做寧夏文學界“后勤部長”的辛勤勞動成果，卻沒有得到張主席的積極肯定。我興致勃勃地告訴他，正在如何協調相關組織人事部門，調整和加強自治區文聯特別是作協的工作機構和領導力量；如何費盡周折，正在把獲得春天文學獎和其他多種文學獎項的一位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從西吉調銀川，調入《朔方》雜志編輯部當編輯，我把這種調動視為對文化戰線優秀人才進一步培養、向優秀人才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的導向性行為來看待。

　　作為老一代作家代表，張賢亮同志不完全同意我的做法，甚至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東東常委，你是苦心做了不少工作，可要小心別把寧夏的文學事業砸在你手上！我說此話怎講？他說，高爾基有句名言：苦難是一所最好的大學，我就上的是這所大學；你太過呵護年輕作家了，為他們創造的條件太好了，溫室里的花朵不經風雨，沒有了艱難困苦的錘煉，怎么寫得出生活呢？

　　是的，他說得對，“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賢亮同志本人就是慘烈的政治環境和生活境遇催迫出的思想大家和文學奇才，可我還是很難想象，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再用艱難與慘烈的生活體驗來造就文學人才。于是，我堅持把曾在天山草原放過馬、在巴顏喀拉山淘過金、揣著本新華字典浪跡大西北的了一容調進了銀川。因為，銀川不僅生活條件好得多，子女教育環境好得多，更重要的是，這“世界”畢竟大得多了。

　　石舒清、陳繼明、金甌、張學東、郭文斌、了一容……張賢亮這棵大樹之后成長起來的“三棵樹”和一片文學林，已經形成新的歷史時期的新的文學寧夏現象，當時我認定，應當十分珍視當今快節奏、比較浮躁的生活中西北大地這片清新寧靜的文學林，時時為之澆水、培土、遮風、擋雨。記不得這是不是我與賢亮同志唯一一次“分歧”，但我知道，從文化和文學事業發展的根本來講，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

　　在明堡的百花堂開會，在清堡的小院敘談，在春光里，在雪影中……歲月悠悠，鎮北堡的一次次活動、一次次聚會，轉眼間是距今十年上下的事情了。賢亮同志病逝當日，我即同參與治喪工作的寧夏文聯副主席哈若蕙同志通信通話；次日，與正在殯儀館守靈的賢亮夫人馮劍華同志通了電話。我們回顧了我在寧夏工作五年間團結共事、親切交往的歷程；我們因從事寧夏的宣傳文化工作相識并共同奮斗，因奮斗和相知建立友誼；斯人已去，長風浩蕩，寧夏文學事業長在，我們的真摯友誼長在。

　　(作者系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會長、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