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資產階級夢中驚醒(楊慶祥)

　　有時候，張悅然自己會試圖解釋她小說中某些情緒產生的原因，她很喜歡強調的一個事實是，她小說中的主人公大概都是出生在1980年代的年輕人， 從這個意義上講，她小說中的人物都帶有她自己的某些影子，只是有的深有的淺，而在中國的圖書市場，張悅然的作品也一直被視為“青春小說”而書寫著198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長史”。

　　這個“成長史”向內的部分，是張悅然小說中的對孤獨的思考。

　　自從1970年代末中國政府實施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以來，一對年輕的夫婦和他們的“獨生子女”成為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家庭單元。毫無疑問，與前此 中國式的大家庭甚至是大家族相比較，這些獨生子女在享受更多資源的同時也喪失了很多樂趣，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兄弟姐妹眾多所帶來的集體歡愉感。這種情況 下的孤獨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把這種孤獨感完全歸因于“獨生”的情況，是否也過于簡單？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無論哪一個獨生子女都不會是在隔絕的環境中成 長，學校、社會依然提供了無限廣闊的交流的可能。在我看來，獨生子女的孤獨感是確實存在的，但是這種孤獨感卻并非一定會成為一個普遍的問題，它之所以會成 為一個問題，卻是與19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結構變化密切相關。僅僅是某一個個體依然會在與另外的個體的交往溝通中找到情誼并消除孤獨感，但是，如果整 整一代人都陷入這種孤獨感，那就必然與城市化以及城市空間生活有密切的共生關系。這是無法回避的社會事實，并立即會轉化為一種心理現實。如此生成的孤獨， 人們將如何抵擋？

　　《好事近》中，中年男作家是一個沒有外貌、沒有性格、沒有姓名的符號，而正是這個面目模糊的人物形象，構成了一個無處不在的巨大存在，《好事 近》所有的敘事動力都來自這位中年男作家，他像一個旋渦把所有的人物都吸附到他的周圍。張悅然虛構這樣一個人物或者是出于她的無意識，也或許是刻意而為 之，但是不管怎么樣，一個問題是，這位中年男作家的魅力何在？他如何能同時吸引蔣澄和楊皎皎(實際也就是另一個“我”)。男人＋中年＋作家，這一人物符號 的重心應該落在何處？楊皎皎、蔣澄和“我”，都是在“閱讀”之中愛上這個中年男作家的，“作家”的意義在此被凸顯和建構出來，“寫作”和“閱讀”成為一種 “療愈”的方式，通過“寫作”，這個中年男作家發泄了“被壓抑太深的欲望”，“把憂郁傳染給別人”，而通過“閱讀”，楊皎皎、蔣澄還有“我”被卷入一場畸 戀之中，她們以為這會幫助她們找到通向世界的“入口”，抵抗孤獨并完成自由。

　　通過寫作和閱讀可以療愈孤獨嗎？張悅然也許對此滿懷信心：“于是我終于明白，一個群體的重要。我需要你們，和我一起披著青春上路，茁壯地呼吸， 用力博取時間�！边@種信心來自于對“共同”書寫和閱讀的期待，我毫不懷疑張悅然的真誠，但是，《好事近》的書寫和閱讀證明了這種“療愈”的難度。田村卡夫 卡在《海邊的卡夫卡》中滿懷信心地上路時，也不會想到會有一個俄狄浦斯式的悲劇在等待他吧，因此，村上春樹借大島之口說：“不是你選擇命運，而是命運選擇 你……于是這里邊產生了無法回避的“IRONY”，企圖借助“寫作”和“閱讀”這種在現代極具孤獨感的方式來消除現代的孤獨感，這難道不是另外一種反諷 嗎？小森陽一在批判《海邊的卡夫卡》時指出：“精神創傷決不能用消除記憶的方式去療治，而是必須對過去的事實與歷史的全貌進行充分的語言化，并對這種語言 化的記憶展開深入反思，明確其原因所在�！弊鳛橐粋�評論家的小森或許是對的，但是，正如《好事近》所隱喻的，如果語言本身已經被“去歷史化”和“虛擬化” 了，被卷入無盡的“游戲”之中，“療愈”如何可能？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張悅然或許更愿意尊重故事本身的邏輯，因此，《好事近》的“療愈”方式最終不是“語 言”，而是摧毀性地毀滅一切，在這個意義上，張悅然印證了布洛赫關于小說的可能性的言論：發現只有小說才能發現的。而“療愈”，雖然重要，還是把它留給其 他的人吧。

　　對現代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反思，是這個“成長史”的向外的一面。

　　在張悅然的《家》中，裘洛和井宇的“家”具有某種現代的品質。首先，這個“家”是沒有婚姻來予以保障的，文中交待裘洛和井宇在一起生活了6年， 但是并沒有結婚。也許結婚與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這樣一種信息，即裘洛和井宇的“家”更接近于同居生活而非婚姻生活，他們只是組建了一個簡單的共同 體并保持有各自的個體性。其次，這個家沒有孩子。一個事實是，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家”必然與生育相關，也就是說必須有父母子女才構成一個完整意義上 的家，但我們發現，在裘洛的“家”里，是沒有子嗣的，貓代替了子女的角色。

　　裘洛的這種生活具有某種典型性。在中國的大都市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家”比比皆是。它們構成了中國現代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呼 應著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普遍性生活模式。薩義德曾指出這種現代生活方式的蔓延所提出的重要挑戰：“無子嗣夫婦、孤兒、墮胎，以及不繼續繁育的獨身男女，以 不同尋常的堅忍聚集在這個高度現代主義的世界上，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嫡屬性的困難。然而，在我看來，同樣重要的還是隨著這模式的第一方而直接產生的第二 方，即產生不同的構想人類關系的新方式的壓力……那么，男人和女人還有什么別的方法能夠創造出相互的社會關系，以替代那些把同一家族成員跨越代際連接起來 的紐帶呢？”

　　對于《家》中的女主角來說，她在其潛意識里面其實有這種重構的焦慮。企圖通過對自我所處的“虛假生活”進行反思，來獲得真實的存在感。這是裘洛 在小說的開篇就計劃“離家出走”的主要目的。而在這之后，她其實是在試圖重新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定位，這里面就必然包括了薩義德所提到的重構人類關系的新方 式。也就是說，裘洛對于自己和井宇的這種關系，對于自己和袁媛的這種關系，甚至對于自己和保姆小菊的這種關系都是不滿意的，離家出走，也就意味著把自己從 這些關系里面解放出來，重新塑造主體，并構建一種更新型、真實、有效的關系。通過“出走”或者說“逃離”來獲得新的內在和外在，在這一點上，張悅然的寫作 與西方現代主義的主題聯系在了一起，加拿大作家艾麗絲· 門羅有一篇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說即名《逃離》，故事講述一位年輕的已婚女性因為不堪忍受平庸的日常生活而離家出走，卻半途而廢，重回家庭。門羅的寫作是否構 成了張悅然的經驗，這是另外需要探討的話題，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家庭已經構成了一種普遍的情境，這一情境成為另外一套壓迫和束縛的機制，對于它的反 抗，因此也呈現出了同構性。

　　故事的發展出現了意外。第一意外是，井宇也遭遇到了裘洛同樣的困境，并在互相不知情的情況下同樣選擇了逃離。這個時候，故事的視角突然發生了變 化，從小資產階級女性裘洛轉移到了農村來的小保姆小菊身上。正如我在文章的一開始就提到的，小菊的故事乍看有些突兀，在一個充滿小資情調的敘述中突然來一 段底層敘述，怎么看都有點疙疙瘩瘩。但這正是這個小說的張力之所在，在第一部分故事里，裘洛作為一個敘述者與作者的聲音其實并無二致，他們似乎就是同一個 人，但是在小菊這里，敘述者與作者完全分開了，這么做提供了一個更理性、更有抽離感的視角，只有在這樣的敘述視角里面，裘洛的“離家出走”才不致于變成一 個感傷的青春故事。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小菊的故事撐開了一個充滿驚訝感的敘事空間。

　　在裘洛的眼中，小菊毫無疑問是缺乏教養的另一類人：“小菊初來的時候，她簡直有些受不了。是一種草的味道，是干硬的糧食的味道，是因為吃得不 好，缺乏油水散發出的窮困的味道�！彪m然，小菊后來在城里待久了，這些味道沒有了，甚至在裘洛這里“學會做匹薩，芝士蛋糕和曲奇餅干，也懂得如何燒咖啡， 開紅酒”。但這些并不能改變她的身份屬性，“裘洛不知道，這些花俏的技能，是否有一天，小菊真的能夠派上用場”。在裘洛眼中，小菊始終不過是一個愛占小便 宜、做事偷懶的鄉下姑娘而已。裘洛不可能有變成小菊這種主體的欲望。但吊詭的是，在裘洛離家出走之后，卻正是這個她看不起的小菊代替了她成為空房間的主 人。小菊成為了裘洛的替代者。她不僅幫助裘洛打掃房間，喂養小貓，更重要的是，她成了井宇傾訴的對象，井宇的每一封信現在都必須通過小菊的閱讀而獲得意 義。意義通過一個替代的“主體”得到了釋放。在這樣的情況下，小菊難道不正在慢慢變成裘洛嗎？更重要的是，在裘洛的敘述讓位給小菊的敘述之后，小菊的形象 明顯變得豐富和開闊起來，她生機勃勃，周旋在丈夫和中介人之間，在不同的空間之中挪移，并在閱讀井宇的來信中開始思考婚姻、自由、愛情等小資產階級才可能 糾纏的問題。通過小菊，裘洛獲得了“在場感”，她離開不過是為了讓另外一個主體粉墨登場，主體的置換在這里似乎獲得了可能。

　　作為小資產階級的裘洛發現了生活的虛無之后，她面臨兩種選擇，一是依靠個人奮斗成為一個更中產、更虛榮的主體，一個是離家出走，讓另外一個主體 來代替她，以此獲得“新”的生活。她放棄了前者而選擇了后者，但這種置換是否就是一種完美的出路呢？而且誰能夠預料到，當小菊成為那個空房間的女人后，她 不會面臨裘洛同樣的困境呢？離開這樣一個小小的“家”(暫且不管小菊是否已經成為另外一個裘洛)，是否就能夠掙脫資本主義的生產鏈條，完成個人真正徹底的 自由解放呢？

　　這里面的“進”和“出”值得探究。對于裘洛來說，她“出去”意味著她離開小資產階級的情境，對于小菊來說，她“進去”意味著她有可能從一個農民 的身份意識慢慢轉化為小資產階級的身份意識。如果將這種“進出”理解為一種交換的隱喻，我們是不是會得出一個非常悲哀的結論：資本主義正是通過這種不停的 交換來獲得其社會生產關系的復制和增殖。在這個意義上，小菊是無比龐大的小資產階級的后備軍中的一員。資本主義設置了一個情境，這個情境就是裘洛的家和老 霍的家這樣的社會空間，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生活在這個情境以及作為這個情境的配置情境中。小菊進入裘洛的家也許不僅僅是充當一個“替換者”的角色，同時她也 是一個“象征”的角色，也就是說，一旦某個主體因為各種原因離開這個情境，小菊作為一個象征物就被召喚進來行使其功能。

　　同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們和裘洛、井宇面臨的共同問題是，我們用何種方式來處理個人與日益“規定化”生活情境之間的關系？選擇逃離 ——而不是更具有沖突感的反抗、抗爭——實際上意味著我們不過是以一種更溫和、更無害的方式來有限度地調整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這種方式的選擇，大概也 就體現了小資產階級的“妥協”和“軟弱”吧。張悅然由此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有癥候性的命題，那就是，在社會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之時，任何個體的解放 都可能是有限度的，它不得不借助于歷史的偶然性。這正是今天小資產階級面對的歷史困境，板結化的社會結構似乎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們只好借助一種淺 薄的存在主義和虛無主義來予以“抵抗”，這種抵抗的假面，在我看來不過是一種托辭和借口，以此逃避對于自我更新和再造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對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來說，很重要的問題是，是否存在一種克服孤獨、翻轉小資產階級情境的“嶄新生活”？這種“嶄新的生活”會是什么樣的生活？這種生活可以與我們身處的搖搖欲墜的歷史與社會關聯起來嗎？由此我們可以開辟新的歷史現場和想象空間嗎？

　　這是張悅然小說中沉默的部分，這種沉默需要更多的寫作來予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