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文學的表現與超越(孟繁華)

　　■主持人的話

　　身在當代寫當代，既要寫得“像”當代，又要 有審美的距離和歷史的高度，大不容易。我們在討論現實主義寫作的諸問題時，往往將“真”放在第一位，其實“善”與“美”這兩者又何嘗不是書寫現實的要求之 一。也許，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就是將真善美有機融為一體的道路，孟繁華在此文中為我們呈現了現實主義的廣闊和豐富。

　　——特約主持人  楊慶祥

　　現實主義文學的表現與超越

　　□孟繁華

　　1956年9月，秦兆陽以何直筆名發表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著名文章。文章強調反對教條主義的清規戒律，提倡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促 進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文章對現實主義作出了明確的界說，認為“文學的現實主義”是在文學藝術實踐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種法則。它以嚴格地忠實于現實，藝 術地真實地反映現實，并反轉來影響現實為自己的任務，認為“這是現實主義的一個基本大前提”。文章對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的不合理性也提出了看法， 認為“社會主義精神”不應是藝術的真實之外的東西，如果讓血肉生動的客觀真實去服從硬加到作品上的抽象的主觀的東西，“就很可能使得文學作品脫離客觀真 實，甚至成為某種政治概念的傳聲筒”。文章發表后在文壇引起軒然大波，并引發了中國的關于現實主義的大討論。文章發表至今近60年了，無論當代中國文學界 對現實主義的理解、認識達到了怎樣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當我們書寫現實主義在中國遭遇的時候，秦兆陽的這篇文章是難以逾越的。在現實主義原則的指導下， 秦兆陽所在的《當代》雜志推出了許多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名篇力作，如《將軍吟》《芙蓉鎮》《古船》《秋天的憤怒》《鐘鼓樓》《活動變人形》《白鹿原》 《塵埃落定》《滄浪之水》《蒙面之城》《超越自我》《新星》《故土》《老井》《赤橙黃綠青藍紫》《代價》《麥客》《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國畫》《梅 次故事》《家族》《點點記憶》《商界》《流浪金三角》《經典關系》《白豆》《藍衣社碎片》《中國知青終結》《那兒》等。

　　《滄浪之水》：“承認”的艱難

　　閻真的長篇小說《滄浪之水》可以從許多角度進行解讀，比如知識分子與傳統的關系，特權階層對社會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心理結構的支配性影響，商品 社會中欲望與價值的關系，他者的影響或平民的心理恐慌等。這足以證實《滄浪之水》的豐富性和它所具有的文學價值。但在我看來，這部小說最值得重視或談論 的，是它對市場經濟條件下世道人心的透視和關注，是它對人在外力擠壓下潛在欲望被調動后的惡性噴涌，是人與人在對話中的被左右與強迫認同，并因此反映出的 當下社會承認的政治與尊嚴的危機。

　　小說的主人公池大為從一個清高的舊式知識分子演變為一個現代官僚，其故事并沒有超出于連式的奮斗模型，于連渴望的上流社會與池大為心向往之的權 力中心在心理結構上并沒有本質區別。不同的是，池大為的向往并不像于連一樣出于原初的謀劃。池大為雖然出身低微，但淳樸的文化血緣和獨善其身的自我設定， 使他希望固守“中式”的精神園林。這一情懷從本質上說不僅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與現代知識分子對社會公共事物的參與熱情相去甚遠，而且這種試圖保持內心幽 靜的士大夫心態本身是否健康是值得討論的，因為它仍然是一種對舊文化的依附關系。如果說這是池大為個人的選擇，社會應該給予應有的尊重，但是，池大為堅持 的困難不僅來自他自己，而是來自他與“他者”的對話過程。

　　現代文化研究表明，每個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由個人的愿望獨立完成的，而是通過和其他人“對話”實現的。在“對話”的過程中，那些給予 我們健康語言和影響的人被稱為“有意義的他者”，他們的愛和關切影響并深刻地造就了我們。池大為的父親就是一個這樣的“他者”，池大為畢業7年仍然是一個 普通科員，這時，不僅池大為的內心產生了嚴重的失衡和堅持的困難，更重要的是他和妻子董柳、廳長馬垂章、退休科員晏之鶴以及潛在的對話者兒子之間漫長的對 話過程。這些不同的社會、家庭關系再造了池大為。特別是經過“現代隱士”晏之鶴的點撥，池大為迅速時來運轉，不僅在短時間里連升三級，而且也連續換了兩次 房子。這時的池大為因社會、家庭評價的變化，才真正獲得了自我確認和“尊嚴感”。這一確認是在社會、家庭“承認”的前提下產生的，其“尊嚴感”同樣來源于 這里。

　　小說不僅書寫了池大為的心路歷程和生存觀念的改變，它更概括了已經被我們感知卻無從體驗的社會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認的政治”。查爾 斯·泰勒曾指出：一個群體或個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認，就會遭受傷害或歪曲。扭曲的承認不僅為對象造成可怕的創傷，并且會使受害者背負 著致命的自我仇恨。拒絕“承認”的現象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但在池大為的環境里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存在。被拒絕者如前期池大為，他人為他設計的那種低劣和卑 賤的形象曾被他自己內在化，在他與妻子董柳的耳熟能詳的日常生活中，在與不學無術、淺薄低能的丁處長和專橫跋扈的馬廳長的關系中，甚至在與孩子的關系中， 這種“卑賤”的形象進一步得到了證實，池大為的“覺醒”就是在這種關系中因尊嚴的喪失被喚起的�，F代生活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嚴，具有了可以分享社會關注的 可能，但是這種虛假的平等從來也沒有深入生活內部。尤其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等級的劃分或根據社會身份獲得的尊嚴感，幾乎是未作宣告但又是根深蒂固深入人 心的觀念或未寫出的條文。

　　現代文明的誕生也是等級社會衰敗的開始�，F代文明所強調和追求的是赫爾德所稱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獨特的作為人的存在 方式，每個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內心發出的召喚要求自己按照這種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別人的生活，如果我不這樣做，我的生活就會失去意義。這種生 活實現了真正屬于我的潛能，這種實現也就是個人尊嚴的實現。但是，在池大為面對的環境中，他的“本真性”理想不啻為天方夜譚。如果他要保有自己的“士大 夫”情懷和生活方式，若干年后他就是“師爺”晏之鶴，但如果是這樣，他就不可能改變自己低劣或卑賤的形象，就不可能獲得尊嚴，不可能從“賤民”階層被分離 出來。于是，“承認的政治”就這樣在日常生活中彌漫開來。它是特權階級制造的，也是平民階級渴望并強化的。在池大為的生活中，馬垂章和董柳是這兩個階級的 典型，然后池大為重新成為下一代人艷羨的對象或某種“尺度”。讀過小說之后，我內心充滿了恐慌，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一個人將怎樣被“承認”，一個人尊嚴 的危機怎樣才能得到緩解？閻真的發現是此前知識分子文學不曾涉及的。

　　《白豆》：都市化時代的邊塞悲歌

　　董立勃長篇小說《白豆》中的人物和故事重新激活了發生在“下野地”的那段已經終結的歷史。但是，作家復活白豆和它周邊的人物顯然不是出于懷舊的 訴求，或者說，任何歷史的書寫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現實有關�！跋乱暗亍边@個虛構的邊陲故地和它發生的一切并沒有從歷史的記憶中抹去，當它被重新書寫之后，起 碼有兩方面的意義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對當下時尚化寫作的某種反撥；二是對人的欲望、暴力、權力的揭露與申控。因此，《白豆》是在都市文化時代的一曲邊塞悲 歌，是維護弱勢群體尊嚴和正當人性要求的悲涼證詞，是重新張揚人本主義的當代絕唱。

　　《白豆》的場景是在空曠貧瘠的“下野地”，那里遠離都市，沒有燈紅酒綠甚至沒有任何消費場所；人物是農工和被干部挑了幾遍剩下的年輕女人。男人 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資一無所有。無論在任何時代，他們都是地道的邊緣和弱勢人群。主人公白豆因為不出眾、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這個群體中。男 女比例失調，不出眾的白豆也有追逐者，她的命運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個人婚戀過程中始終是個被動者，一方面與她的經歷、出 身、文化背景有關，一方面與男性強勢力量的控制有關。白豆是在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男人之后才覺醒的。但是，她的婚戀始終處在一種權力關系之中。吳大姐雖然是 個媒婆的角色，但她總是以“組織”的名義給年輕女性以脅迫和壓力，她以最簡單也是最不負責任的方式處理了白豆和胡鐵、楊來順的關系之后，馬營長看上了白 豆，就意味著白豆必須嫁給他。但當白豆遭到“匿名”的強暴之后，他就可以不再娶白豆而娶了另一個女性。

　　胡鐵不是白豆的強暴者，但當他找到了真正的強暴者楊來順之后，本來可以洗清冤屈還以清白，但一只眼的羅“首長”卻宣布了他新的罪名。也就是說， 在權力擁有者那里，是否真的犯罪并重要，重要的是權力對“犯罪”的命名。胡鐵在絕望中復仇，也象征性地自我消失了。在《白豆》里，權力/支配關系是決定人 的命運的本質關系。小說揭示的這種關系，在現實社會中并沒有消失或者緩解。但是，如果把白豆、胡鐵的悲劇僅僅理解為權力/支配關系是不夠的。事實上，民間 暴力是權力的合謀者。如果沒有楊來順圖謀已久的“匿名”強奸，如果沒有楊來順欲擒故縱的陰謀，白豆和胡鐵的悲劇同樣不能發生，或者不至于這樣慘烈。因此， 在《白豆》里，無論權力還是暴力，都是人性“惡”的表現形式。權力、暴力如果連結著人的欲望，就會以支配和毀滅的形式訴諸于同樣的目的：為了滿足個體 “惡”的欲望，就會制造善和美的悲劇。

　　《白豆》的寫作，使我們重新想起了18、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想起了文學是人學的古老命題。事實上，無論社會、時代發生怎樣的變 化，人性的本質是不會變化的。我們在反對本質主義判斷的同時，對人性不能沒有價值判斷�！栋锥埂费永m了關懷人性這一傳統的同時，也對文學的悲劇力量給予了 新的肯定。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總是感到文學缺乏力量，這與悲劇文學的缺失是有關的。董立勃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將會喚起文學對悲劇新的理解和認識，舊的美 學原則仍然會煥發出新的活力。

　　《經典關系》：復雜而簡單的關系

　　莫懷戚的《經典關系》的主要人物都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以往的輿論或意識形態的表達中，“知識階層”和他們堅守的領域一直有一層神秘的面 紗，他們似乎仍然是中國最后的精神和道德堡壘，仍然懷有和民眾不同的生活信念或道德要求，仍然生活在心造的幻影當中。但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知 識分子內部的變化就已經開始發生。進入90年代之后，曾經有過關于知識分子經商的大討論�，F在看來，這場討論本身就是知識分子問題的反映：這個慣于坐而論 道的階層總是訥于行動而敏于言辭。當社會提供了身份革命條件的時候，這個猶豫不決的群體總會首先選擇觀望，然后是指手畫腳。

　　《經典關系》中的人物不是坐而論道的人物。他們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裹脅，都順應了時代潮流，他們新的選擇重建了新的“經典關系”。經典關 系，事實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關系，它是夫妻、父子、翁婿、師生、情人等血緣和非血緣關系。但人在社會生活結構中的位置發生變化之后，這些關系也就不再 是傳統的親情或友情關系，每種關系里都隱含著新的內容，也隱含著利害和危機。

　　在作者構造的“經典關系”中，那個地質工程師的岳父東方云海處于中心的位置，但這個“中心”是虛設的。在脆弱的家庭倫理關系中，他的中心地位只 是個符號而已，在實際生活中他真實的地位是相當邊緣的。雖然兒女們還恪守著傳統的孝道，但他已經不可能再以權威的方式左右他們的生活，因此最終選擇了自 盡。茅草根、南月一以及東方蘭、東方紅、摩托甚至茅頭，他們仿佛在故事中都是敘述中心，但他們都不是中心。在故事中每個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那個10歲的 毛孩子為和父親爭奪“姨媽”，甚至不惜開槍射殺他的父親，使英俊父親的眼睛只剩下了“一目半”。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經典關系”一經被發現，它的戲劇 性、殘酷性使我們在驚訝之余也不寒而栗。

　　這時，我們就不得不再一次談論已經淪為陳詞濫調的“現代性”。因為除此之外我們很難作出其他解釋�，F代性就是復雜性，就是一切都不在我們把握控 制之中的歷史情境。我們試圖構造的歷史也同時在構造著我們。誰也不曾想到，自以為是隨遇而安的茅草根會被學生兼情人“裹脅”進商海，誰也不會想到東方紅會 那樣有城府地算計她的姐姐，當然也不會想到茅草根的欲望會是那樣無邊，最后竟“栽”在自己兒子手中�！敖浀潢P系”是復雜的，但又是簡單的。說它復雜，是他 們必須生活在諸種關系中，沒有這些關系也就失去了利益，欲望也無從實現；說它簡單，是因為每個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他們雖然良心未泯、熱情洋溢、生機勃 勃，但在這種危機四伏的關系中，誰還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運呢？茅草根以排演《川江號子》為由逃離了“經典關系”的網絡，他似乎對藝術還情有獨鐘，但事實上 這同樣是一種出走方式。惟利是圖的經濟“主戰場”并非是他的用武之地，他只能以出走退回到他應該去的地方。

　　《那兒》：現實命運的喻示

　　2004年曹征路的《那兒》一時石破天驚。在《那兒》里，曹征路在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情感立場的同時，也不經意間流露了他的矛盾和猶疑。小說的主 旨不是歌頌國企改革的偉大成就，而是檢討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問題。國有資產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艱窘、工人為捍衛工廠的大義凜然和對社會主義企業的熱愛與 擔憂，構成了這部作品的主旋律。當然，小說沒有固守在“階級”的觀念上，而是通過工會主席為拯救工廠上訪告狀、集資受騙、最后無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氣錘砸碎 自己的頭顱，表達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朱主席站在兩個時代的夾縫中，一方面他向著過去，試圖挽留已經遠去的那個時代，以樸素的情感為工人群體代言并身體力 行；一方面，他沒有能力面對日趨復雜的當下生活和“潛規則”。傳統的工人在這個時代已經力不從心、無所作為。小說中那個被命名為“羅蒂”的狗是一個重要的 隱喻，它的無限忠誠并沒有換來朱主席的愛憐，它的被驅趕和千里尋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仍然不能逃脫自我毀滅的命運�！傲_蒂”預示著朱主席的命運，事實上， 朱主席的處境也是作家曹征路的處境：任何個人在強大的社會變革面前都顯得進退維谷莫衷一是，你可以不隨波逐流，但要改變它幾乎是不可能的�！赌莾骸芬�領了 中國文學至今仍在持續的“底層文學”的創作，使這一文學現象，使淡出公共視域已久的文學，又和讀者緩慢地建立起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