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批評的復興是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變革和思想解放帶來了文學藝術的春天,也帶來了文藝批評的春天。而在五四新文學革命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文藝的天空始終充滿著陰霾和雷電。要是我們不健忘,我們應該會記起當年一部電影的鑼鼓,一聲“文學是人學”曾經引來多大的風暴,不用說真名了,更不用說抗辯,包括胡風先生的《三十萬言書》在內,一切都無濟于事。時代不給機會,時代只允許沉默。于是,除了那些不幸的罹難者,幸存下來的總是沉默的大多數。這個歷史事實,與我同時代的人們都是見證者,其中有些人甚至是親歷者。我們無一例外沉默地加入了這個龐大的隊伍。在那些漫長的年月中,也許我們不曾絕望,但卻也不敢懷有希望。我們只是小小的種子,也許我們懷有小小的生機,但是冰雪無情,我們的命運只能被覆蓋,被掩埋,在嚴寒中窒息。而春天就這樣奇跡般的出現了,我們都是春天的蒙恩者。久違的春天無聲地承諾給我們比起我們的前輩們更多的機會。溫暖的時代,激情的歲月給了我們言說的自主,特別是按照個人意愿言說的自主。這并不是因為我們有多么智慧或是有多么深厚的涵養,只是因為我們擁有了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陽光和雨露。
我們要感謝家鄉福建給予我們的一切。是家鄉的水土養育了我們;是家鄉的歷史教育了我們;是家鄉的文化傳統培養了我們。感謝福建,感謝福建的大地、天空和海洋。福建多山少耕地,遠離內陸,交通閉塞,歷來是貧苦的。因為北邊山脈沒有通途,為求生路,人們只能向著海洋。福建人下南洋就猶如北方人走西口、闖關東。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則成了福建人謀生和創業的道路。福建人在這些地方創業,也參與了地方建設,在與當地人的共生共融中,學習了他種文化的經驗和長處,同時也播揚了中華文明的種子。福建人在這個漫長的過程當中,養成了包容、開放、不排斥新物的文化心態,諸如陳嘉庚這類的華僑領袖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福州作為中外文明的交匯點,聚集了大量的外國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他們帶來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化大大擴展了福建人的眼界和心胸。福建人對這些闖入者既不漠視也不拒斥,而是以平靜的心態接納包容他們。我自小生活在福州的南開島,那里是西方文明的集結地,有著教堂、賽馬場、咖啡廳、西餐館、舞廳以及更多的醫院和教會學校。西方有的我們也都有。我中學時期和張勇就讀的是英國人辦的福州三立中學。最近我在牛津和愛丁堡都找到了三立的姊妹學校。陳景潤也是三立的學生,他高中是在美國人辦的英華中學就讀。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受到一種或者多種域外文明的廣泛熏陶,它們就像中國傳統文化一樣,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并成為我們內心祭奠的一部分。
當然,更多的影響則是來源于我們的先輩,我們雖然與他們時間錯置,但擁有同一片天空。我們時刻感受到他們的呼吸和體溫以及飄浮在八閩大地的無所不在的他們的精神氣概和英雄光輝。從林則徐到林紓,從嚴復到林語堂,近代以來,眾多的福建文士,他們精通古典且熟諳當今。他們通過引進域外小說以及直接閱讀外文寫作的特殊方式來了解西方文化。這里的外文寫作,主要是指林語堂,但是最近陳季同受到了注意。陳季同是晚清人,他在船政學校學習,精通法文,曾經用法文寫過8本著作,內容涵蓋散文、小說和戲劇。特別是對于小說《黃衫客傳奇》,嚴家炎認為這是一部具有現代新文學色彩的作品。陳季同的外文寫作實際上將現代文學史向前推進了十幾至二十年。所以更多的了解西方,表達我們的交流,展現我們先輩的視野和胸襟,感謝他們對我們的凝視。壁立千仞,是他們給我們的骨骼;海納百川,是他們給我們的境界。我們也許不曾繼承他們的智慧,不曾達到他們的學養,但我們神往于他們自由開放的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