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陸鄉村的前世今生(王菱)

　　矢志駕馭多卷本《鄉村志》，全因賀享雍內心深處所懷揣的對普通鄉村生活作精確描述的決心與使命。賀享雍是一位擁有文化自信、生活自信和創作自信的鄉土小說作家。在既往的鄉村書寫中，他的長篇小說作品《蒼涼后土》、《遭遇尷尬》、《土地神》、《怪圈》、《村級干部》、《猴戲》等均能體現其強烈的主體意識：即懷抱鄉土精神，不以城市生活為理想對照物，而是執著地扎根于鄉土社會的人脈與風物。

　　在《鄉村志》系列長篇小說的寫作中，賀享雍成為了一個對自己的實際關系感到不確定的觀察者、歷史記錄者，他不是在為農民、進城務工者、鄉村企業家、鄉鎮干部、村醫等寫作，而是在寫關于他們的故事。在《鄉村志》里，鄉村的社會價值以一種復雜的方式被戲劇化地呈現出來，作家要提示的一系列問題似乎也正是在這里產生。生活的充分積累賦予了賀享雍鄉土小說創作的深厚土壤，他密切關注樸實的村莊日常生活，關注普通人，描繪他們的內心世界和自我，敏銳地捕捉鄉村的心靈及其變遷，與鄉村世界的內在靈魂相溝通，并擁有真切敘述鄉村人物語言的能力。他不僅對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有真正的熟悉，還以深厚的鄉土精神為內在依托，還原出了深層的鄉土文化，展現出鄉村社會在時代裂變中的真實狀貌、復雜心態和內在精神。

　　《鄉村志》同時立足鄉村的真實境遇，將一直被阻擋于文學視線之外的真正的生產勞作與生產關系、生存樣態呈現于作品之中。賀享雍對待鄉村的態度既不是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一書中批判的“田園主義懷舊”，也非“城市進步主義”，而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展望未來，也回顧過去，以一個觀察者的視角，將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作為一種經驗，同時也作為問題謹記在心，努力以周全的歷史細節和生活證據，將這種關系，尤其是鄉村基于城市的異質性存在作為社會、文學和知識史事件加以詳盡地闡述。

　　作為一個有著恢弘結構的長篇小說系列，《鄉村志》在結構文章時刻意加入了大量的方志內涵。鄉土不完全是一種空間上的名詞，而是形而上的文化綜合體，是一個區域里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歷史變遷、宗教信仰和其它特質的混合體和聚合體，更是一種文化認同。由此，賀享雍考察川東北地區的地理人文，宗教信仰與神話傳說，并進行了深入地挖掘，將之與半個世紀以降的賀家灣故事融合起來，使賀家灣這個川東北的村莊意象更加豐滿，并充滿著村莊的泥土氣息。

　　被排除在歷史敘事之外的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說，展示著這個他們“說話”的歷史和隱含其間的倫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說話”就是他們具體的日子。作品中大量運用的方言，是泥土氣息的素材來源。個性化、帶著泥土生活氣息的人物對話、鮮活的口語、地方氣息濃郁的方言，再現了鄉村的生活細微場景。大量生動的鄉村生活的細節刻畫，增強了泥土氣息的濃度。關于村莊的倫理宗法是誕生泥土氣息的根基，原鄉生活的風土人情則是鄉村泥土氣息的有力粘合劑。

　　《鄉村志》展示出來的川東北鄉土地域的特殊生態景觀、風土習俗、文化品格、鄉土情感等，規定了這塊土地的自然性存在，也充分體現了其作為鄉土文學的自身特性。在《鄉村志》的故事里，鄉村情感既與傳統儒家文化相關聯，存在傳統封建的家長制一面，又有質樸真誠、體現更質樸人性的一面，更凝聚著中國式鄉村悠久的歷史、民俗和生活方式�！多l村志》關注鄉村人物“掙扎”，不僅實現了鄉土文學的最基本使命，更深度地體現了川東北地區的地域性特征——因為深度體現地域性的恰恰是人，即蘊含了獨特文化精神的人物個體，這正如翠翠之于《邊城》，白嘉軒之于《白鹿原》。

　　賀享雍不是賀家灣的“異鄉人”，他是一個“內部信息”的傳遞者，但怎樣才能保持一種既內且外的敘述者聲音，需要思考如何保持一種批判審視的距離。他寫干群關系的對立以及權力之惡，不單指向干部的道德，也揭示鄉村政治體制的弊端，并從權力文化層面，期待建立現代化的民主法制的政治體制�！多l村志》是賀享雍人生的領悟，也是其生活的饋贈。他用深情書寫鄉村，更用智性審視鄉土；既有鄉愁的筆觸，亦有法理的牽絆；既描摹鄉村的粗鄙，又刻畫鄉野的詩意�！多l村志》呈現出當下的鄉村最真實的個性，不疏離，不隔膜，打碎田園幻象，將邊緣化的村莊寫入文學的世界，深刻闡釋了鄉村生活的多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