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介入現場(李國平 高春民)

——評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

　　■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評論

　　以思想介入現場

　　——評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 

　　□李國平  高春民

　　孟繁華有一篇文章：《如何評價這個時代的文藝批評》，這個問題和如何評價這個時代文學作品一樣重要。新時期以來，有一批突出的批評家始終站在文 學的潮頭，踐行著“運動著的美學”的批評理念，和新時期文學共同生長。他們的文字構成了當代文學的思想庫，也構成了新時期文學的一個側面或成就。在這個行 當里，躍動著孟繁華的理性和激情�！段膶W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集結著他對當代文學的最新思考，眏應著這個時代文學的發展變化，貫穿了這個時代 的許多問題，一如既往地顯示出高屋建瓴的氣象。

　　該著以先鋒文學的終結為背景，以新世紀初的小說為藍本，兼及文學現象與作家作品個案研究，系統分析了新世紀文學創作的發展規律、關鍵節點和當下 文學的特性。全書由二十幾篇精彩的論文構成，對新世紀以來的鄉土文學、都市文學、官場文學及網絡文學進行了剖析，指出了文學的政治性、當下性、新人民性、 不確定性和介入性等。在對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評述中，作者既無簡單粗暴地抹煞、否定，亦非通篇贊譽，而是始終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對其進行現場觀照， 既有宏大視域，又有微觀見解，思路清晰，史識見融，具有學術著作應有的形式的整體性。

　　該著指出了新世紀鄉土文學傳統由“鄉土文學”經“農村題材”到“新鄉土文學”的變遷。他認為，如果僅從題材范疇角度來講，白話文小說自五四時期 興起以來，創作成就最大的應該是以“農村題材”為主的鄉土文學。但鄉土文學傳統由“鄉土文學”轉向“農村題材”，又轉向“新鄉土文學”的當代變遷之過程始 終沒有得到說明�！班l土文學”、“農村題材”、“新鄉土文學”是三個有同源關系的概念，但它們更有著諸多的不同之處，這些差異在文學史中并沒有得到說明。 作者對三者的學理差異進行了厘清，指出“新鄉土文學”是對“農村題材”的顛覆和對“鄉土文學”的接續。新世紀以來的“新鄉土文學”重新發現了農村，發掘了 農民，延續著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批判意識對國民性進行進一步的揭示、剖析和改造。書中以王躍文的《也算愛情》、畢飛宇的《玉米》、摩羅的《六道 悲傷》、范小青的《赤腳醫生萬泉和》、胡學文的《命案高懸》等作品為例，對農民對權力欲望的占有、恐懼、無奈、屈從，對暴力趣味的追求、欣賞，對人的冷漠 等的揭示與剖析都鞭辟入里。從五四啟蒙文學到新世紀文學，對國民性的批判與改造仍然沒有超越啟蒙主義文學。文學史經歷了百年的變遷，然而對國民性的批判仍 然原地踏步。正如作者引用勃蘭兌斯之語：“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向我們揭示 出某一特定時期人們內心的真實情況�！边@種“真實情況”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形式各異，卻始終受到一種歷久不變的深層普遍性支配，孟繁華認為這種普遍性 是超穩定的文化結構，也就是指鄉村的風俗風情、道德倫理、人際關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積淀在人類思想深處的社會集體無意識。從歷史到今天，從傳統到現 代，文學始終表現著鄉土世界中的一種超穩定的深層文化結構，這既是一種歷史敘事，也是一種文學關懷。

　　孟繁華通過對具體文學現象和作品的分析，指出了新世紀文學的當下性、不確定性和介入性等特點。書中以文學的經典性與當下性問題為引語，以張愛玲 的《小團圓》和賈平凹的《廢都》重版為例，分析了經典文學作品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不同的文學批評標準中的不同命運，以事件化的方式“加劇”了新世紀文學的 復雜性。文學不管敘述歷史還是現代，都要為當下服務。某種程度上，當代文學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它的“當下性”。證明過去相對容易些，解釋當下卻要困難得多。 孟繁華認為文學的“當代性”是指文學的總體狀況改變了“時間的總體化”邏輯，以一種不確定性和非邏輯化的方式發展運行。許多文學因素以突如其來的方式改變 了現代性時間總體化的預設，使本來就撲朔迷離的文學現狀變得更加復雜。而恰恰是這種復雜的“整體性”構成了當下文學狀況的豐富性和“當代性”特征�！爱斚� 性”是新世紀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特性。

　　新世紀以來，社會變化日新月異，新的問題也如影隨形。當代文學因此充滿了不確定因素。不確定性也意味著某種不安全性，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 性才使文學創作充滿了魅力，而文學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表現這種不確定性。正如作者所言：“不確定性是我們從事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宿命�！比绱�，當下性和不 確定性構成了新世紀文學“復雜性”的雙核。論著中有兩篇論文旨在論述“不確定性”，一是《在不確定性中的堅持與尋找——2010年長篇小說現場片段》，二 是《不確定性中的蒼茫叩問——評曹征路的長篇小說〈問蒼�！怠�。足見“不確定性”的重要意義。文學是個人化的事業，是一種個性化的創作，對于同一個事物、 同一種現象，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見解；同樣，同一部作品對于不同的接受者也是一樣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孟繁華是“新世紀文學”概念的主倡者，也是底層敘事的引導者和建構者。他提出了“新人民性”和“新人民性文學”的概念，這是本書的又一亮點，對 當下文學理論的發展和豐富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孟繁華的“新人民性”與起源于19世紀20年代俄國的“人民性”概念，它是指文學不僅應該表達底層人民的生 存狀態，表達他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時也要真實地表達或反映底層人民的存在問題。在揭示底層生活真相的同時，也要展開理性的社會批判。維護社會的公 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的最高正義。在實現社會批判的同時，也要無情地批判底層民眾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層的陷落”。因此可知，“新人 民性”既不同于民族性，亦異于意識形態意義上的人民性，是一個與現代啟蒙主義思潮有關的概念。這一概念也是新世紀底層敘事所要表現與闡釋的重要目標。

　　論著中關于底層敘事的評論占據了較大篇幅。底層敘事是新鄉土文學與都市文學的重要內容，新鄉土文學側重表現底層人民的外部苦難，都市文學更多揭 示底層人民的精神苦難與身份焦慮。劉慶邦的《到城里去》、熊正良的《我們卑微的靈魂》、溫亞軍的《落果》、馬秋芬的《北方船》、吳君的《菊花香》等都是較 好的底層敘事作品。底層書寫是關于底層人民的敘事，是“新人民性”所要闡釋的內容。一味地展示苦難、述說悲情，就陷入了底層敘事的庸俗的窠臼，忽視了底層 敘事的文學性和終極關懷。孟繁華敏銳地洞察到了底層敘事的問題，以強烈的社會問題意識，將底層人民精神缺失的生存狀態和文學對此表現的無力納入到現代性之 中進行剖析，以社會批判與道德關懷的視角關注著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對擠壓底層人民生活與精神空間的現代性進行著反思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