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的牛頓”(李宏圖)

亞當·斯密及其《國富論》手稿

　　1723年6月，亞當·斯密出生在離蘇格蘭首府愛丁堡不遠的科卡爾迪，雖然斯密出生前父親就已去世，四歲時也險些被吉普賽人拐走，但幼年的斯密還是受到了家人的格外關照，并已經表現出過人的聰穎。十五歲時，他便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就讀，在這里，他首次接觸到了蘇格蘭啟蒙運動，并成為被譽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之父”的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學生，受到其直接的教誨。在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四年后，由于得到了一筆獎學金，斯密進入牛津大學學習，但很快就對這一古老的學府深感失望，因為教師無心教學，整個學校也毫無活力。于是斯密在圖書館廣泛閱讀，這對他日后構建起自己的思想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結束牛津大學的學習生涯后，1751年，只有二十八歲的斯密成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后又擔任道德哲學教授，在多年思考和講授課程的基礎上，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起初，出版商對這本書的銷售并不樂觀，只印刷了大約一千本。哲學家大衛·休謨知悉此書即將出版，就說道，這本書一定會獲得成功。這本書出版后也被認為“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心靈，同時也是整個時代的一部嘔心之作”。兩年后，歷史學家吉本曾經這樣評價斯密：“這位哲學家向世界呈現了一部迄今為止最為深刻、系統的關于貿易和稅收的專著，這一專著足以令作者本人自傲，也定會為全人類帶來福祉�！钡拇_，這本書不僅對英國的歷史進程，而且對現代社會的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影響。斯密的學生約翰·米拉對自己的老師給出了這樣的贊譽：他是政治經濟學的牛頓。今天格拉斯哥大學把亞當·斯密當作他們學校最偉大的一個學者，也是學校聲譽的代表。當然，對于一所大學而言，能夠出現這樣偉大的思想家也是值得自豪與驕傲的。

　　斯密為什么要寫作這本書，正如他自己所說，是要探討國民財富的增長，回答對于一個國家和其人民來說，實現財富增長的動力在哪里。對此，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也不難理解。當時的英國正處在工業革命的初期，工業的發展，不僅僅意味著產量的增加，更是在生產組織形式，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徹底變革�，F實的社會狀況能否適應這些正在發生的變化？現有的政策和體制又該如何進行調整與改變？更為迫切的是，所有這一切需要思想觀念的轉變。因此，思想家必須要站出來對此加以闡釋，對未來社會的基礎和樣式作出分析。

　　十七、十八世紀的很多思想家往往從政治契約的維度來思考未來的現代社會，而斯密則從另一視角來進行思考，從而為現代的社會的轉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解釋性理論。這一未來的現代社會，斯密稱之為“商業社會”。他在《國富論》中說：“一切人要依賴交換而生活，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為商人，而社會本身，嚴格地說，也成為了商業社會�！边@一論斷被學者們認為不啻是一個革命性的轉折。從此，人們從自然狀態進入到社會狀態、逐漸形成一個社會，靠的不是一種政治性的契約，而是通過市場的交換，才把所有人都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這才是構建一個現代社會的基礎。也就是說，社會的基礎不再是以前思想家們所強調的政治性的契約，而是一個更密切、更頻繁、更自發的交換過程。同時，市場交換不僅是未來社會的基礎，而且就是社會本身�！敖粨Q就是政治經濟學，就是社會的全部。因為沒有交換的社會和沒有社會的交換都是不可想象的�！比送ㄟ^市場交換而產生交往和聯系，社會也靠市場交換而得以存在和延續。因此，人們必須要在這樣一種全新的理論下來思考社會的基礎、社會機制的運行等基本問題。

　　在市場交換下，整個社會都會按照這一機制進行重新建構，人的身份等諸種要素也將會得到重塑。例如在市場交換中解決了人們的權利實現問題，也就是說，保障我們的權利最好的方式不僅要靠社會契約、政府等這樣一些政治性的安排，還需要靠市場交換。同樣，在道德的維度上，斯密將人如何從現有的社會規范特別是道德中解放出來，回答了利己與利他之間的關系，從而賦予了道德以新的含義。斯密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在斯密看來，市場的交換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利己和利他，實現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結合。

　　正因為如此，亞當·斯密才堅持，人們不要干涉市場的交換，特別是政府不要去干涉它，應該讓它自由發展。他說，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經完全廢除，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就會建立。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這樣，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社會利益的義務……按照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第一，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其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是守夜人，其功能是維系市場交換秩序不受外力的干擾和侵害。因此，從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層面來說，在這樣由每個人參與所組成的“商業社會”中，有著和原先的封建社會已然是完全不同的運行法則，在這里不再是基于特權和等級，而是平等與自由的交換；社會地位的獲得和得到認可，也不是因為門第和出身，而是在“商業社會”的市場交換中獲得財富的多寡；同樣，財富的獲得不是出于特權或得到政治權力的保護，而是信用、法律與制度的完備。因此，相較于之以前的社會形態，商業社會表現為這樣一些重要的特征：它是文明的，自由的，同樣更是一個繁榮的社會。斯密說，每一個人都參與市場交換，每一個人都依賴市場交換，且每一個人用自己多余的生活品去參與市場交換，帶來的將是普遍的繁榮——既促進了整個國家的繁榮，又使每個國民的個人財富得以增長，于是社會各階級普遍富裕。據說，有位學生記錄下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的講座，他提到最多的便是，“富裕和自由”是“人類能夠擁有的兩個最大恩賜”。

　　當然，講自由的市場交換，亞當·斯密設定了很多條件。因此，人們應該切記，自由的市場交換是有前提條件的，有關這些論述則分別體現在他的三本書中。在《國富論》中，斯密強調市場交換是平等條件下的充分自由交換�！兜赖虑椴僬摗芬粫鴦t認為參與交換的主體必須是以同情為基礎的，具有道德的自我約束，而非如十七世紀思想家霍布斯所說的弱肉強食。而在《法學要旨》這本課堂講義中，斯密始終堅持以公正為核心的法律制度作為市場運行的框架。如果這樣的法律不健全，強調市場自由就是危險的市場自由。第四個條件是勞動者在參與市場資源配置中的權利問題。綜合這些條件，可以說為了市場的“自由”發展，為了市場給社會帶來繁榮、自由和公正，亞當·斯密對市場的自由設置了諸多條件，也可以稱之為確立起“市場的邊界”。因此，我們必須對亞當·斯密所說的市場自由要有全面的理解。

　　長時間以來，人們對亞當·斯密思想的理解始終將其定格為主張“看不見的手”，讓市場自由發揮作用，而這一思想通過現代思想家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所傳承和發揚，更強化了對亞當·斯密市場自由思想的構建。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斯密不僅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一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