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深思的文學問題意識(馮源)

——對朱小如《對話：新世紀文學如何呈現中國經驗》的解讀

　　　《對話：新世紀文學如何呈現中國經驗》朱小如著 　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

　　朱小如的《對話：新世紀文學如何呈現中國經驗》一書，是通過對話來展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深沉注視和理性考察的。

　　朱小如顯然深知對話、交流這一“批評”形式能充分引發彼此間的學術爭論和思想激蕩，不斷拓展問題意識的視野和提升分析問題的能力，抵達對某些學術問題的多角度、深層級的理性判斷和本質認同，切實有效地厘清存在問題的復雜因素，最終實現對那些一直在學術界存有爭議的復雜問題的深入梳理。

　　這一系列富有濃厚學術意味的對話，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朦朧詩談起，從容自如地進入到中國新時期文學和新世紀文學的內腹，縱橫捭闔地論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知青文學、女權主義文學、先鋒文學、都市文學、1960年代作家的文學創作等各種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直入肌理地分析新時期以來眾多小說名家在各自的小說文本實踐中所進行的審美建構和所顯揚出的精神內涵、美學特質、文學意義以及存在的不足。像賈平凹的《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張煒的《古船》、莫言的《檀香刑》、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阿來的《塵埃落定》、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王安憶的《長恨歌》、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何頓的《湖南騾子》等，既有學理層面的深刻分析，又富于學術意義的公允評判，從而凸顯出一個文學評論家所特有的倫理操守和職業素養。

　　譬如在《何以“朦朧”，審美的退化———關于中國經驗敘事的對話之一》中關于朦朧詩現象及其產生的歷史背景的分析，看似頗為另類和偏執，實則揭示了問題的本質所在：“所謂‘朦朧’是個低級問題，葉嘉瑩說‘通感’這個詞是錢鐘書著作里早就談論過的，讓人們讀錢的書，引導我們去讀朦朧詩，然后才興起錢鐘書熱和古典詩欣賞熱。其實這是中文系的一種常識課。中國詩歌從來就非常強調瞬間的審美感受。我認為沒有所謂的‘朦朧’詩，它也并不真是什么‘新的審美崛起’，只是反映了我們詩歌審美的退化而已”，進而直擊我們曾經的文學教育所存在的問題和那個時代所具有的病癥，認為文學教育的簡單化、文藝形式的單一性、長期的文化封閉和文化禁錮等，都是造成我們民族審美感覺退化的重要原因；又再如在《女性還是女權？———關于中國經驗敘事的對話之四》中對于女權主義文學既不失詼諧、幽默的調侃又富有理性睿智的坦誠評論：“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文學批評一開始就是用‘女權主義’名稱，也就是用西方‘女權主義’理論來解讀新時期文學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作品。但似乎是女作家們一般都不太愿意被評論家戴上‘女權主義’的硬帽子。于是‘女權主義’就改稱為‘女性書寫’、‘女性文學’這樣的軟帽子。軟帽子雖然比硬帽子戴得舒服，但缺少了性別政治的尖銳性，同時也矮化了女性解放應有的精神追求高度。這里面的問題恰恰不在于男性對‘女權主義’的不認同，相反的是女性對 ‘女權主義’的不認同”……朱小如在這部著述中所發出的諸如此類的學術批評聲音，不僅領悟深徹、見解獨特，而且一語中的、洞穿本質，都給讀者以非常強烈深刻的印象以及深度的認知啟迪。

　　朱小如在這部書中關于“民族文化敘事資源”或“中國經驗敘事”等論題的討論，無疑是近些年來在學術界和文學批評界較為熱議的重要話題之一。有學者認為中國經驗敘事的發生和生成是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敘事；也有專家認為是基于對西方現代文學經驗敘事的有效借鑒。朱小如則認為它主要在于對中國古典敘事經驗的傳承，同時也是對西方文學敘事經驗的汲取，是兩者之間形成了高度而有效的融合體，對任何一方的肯定或否認都是一種偏失性的理解或誤讀性的判斷。他從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縱深層面對之進行了一番富有實證意味的論說：“中國式的經驗，從傳統的意義上來說我們并不缺乏，在中國古典小說中人、鬼、神、魔俱成敘事，筆記體、章回體也都獨具特色。魯迅的小說實踐開創了中國現代小說先河，雖然從某種角度上說，是接受了西方科學實證主義及醫學、心理學的影響，將原本拖沓的、松散的小說自然長度濃縮在一個現在進行和現在完成的時態里，但從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和《鑄劍》來看，走的也仍然是瘋、狂、癡、癲的敘事偏鋒，在他‘清醒的’現實主義中往往不惜采用‘曲筆’，其實多多少少暗合著中國傳統小說中人、鬼、神、魔的敘事藝術氣息�！庇纱顺霭l，朱小如又對存在于當下的那些偏失性理解、誤讀性判斷予以了批評，并揭示了它們產生的根由所在——在于我們文藝理論的滯后。勃然興盛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敘事，無疑是對已然定型化的中國鄉土敘事的一種突破，同時也是對當代中國社會城市化進程的審美表述，但這樣的城市敘事卻一直失意于中國的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面對此種現象，不少文學研究者、文學評論家都表示出了難以理解的疑問，是因為鄉土敘事對于中國鄉土社會的苦難意識、文化沉疴、倫理觀念的審美表達更容易引發國人的情感共鳴，還是由于鄉土敘事自中國社會進入現代性以來就是一種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占據主導、優勢顯著的敘事方式，抑或是我們的城市敘事本身存在著諸多缺陷與不足的緣故？因而對于城市敘事的深入分析便在所難免。在朱小如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城市敘事，無論是 《子夜》 還是 《上海的早晨》，城市的美感幾乎就是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等同，處于被否定之列。這或許可以被理解成受當時階級立場和意識形態所局限。而現在這種階級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局限沒有了，但城市的美感卻沒有提升多少，這似乎是因為審美的惰性，或者說城市的美感還缺少文化積淀。只要說到城市，我們所見的詞不是‘酒吧’就是‘發廊’，再不就是‘小資’或者‘新天地’之類的做舊”，并以波德萊爾的作品《惡之花》為例證，說明西方文學在這方面的情況也大致相似。顯而易見，朱小如是把城市敘事本身的欠缺與不足看做是它不能登上中國文學獎的根本原因之一，雖然這樣的觀點未免有些偏頗，但卻能從文學史的角度對我們的城市敘事進行分析，無疑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問題意識和探討問題的方式。

　　由是可見，朱小如對這些問題的解讀、分析所顯示出的深度和專業性，既有“整體性”的思維又不失方法的靈活多樣，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