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深處是吾家(吳福輝)

　　我出生在上海。雖然現今我這個人無論從外看到里，都像是標準的北方漢子，但江南的童年記憶很深。十歲以前1940年代上海市民日常的樣子，他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還是深深地印入我的靈魂，刻骨銘心。其中，就與我家先后住過的三條弄堂相關。

　　上海人所說的弄堂、里衖，即胡同之意。好像“胡同”一詞是元人帶過來的，起初是進口貨，后來漸漸融入中華文化。我幼時所住的第一條弄堂，位于靜 安寺附近的北京西路，當時叫愛文義路四壽邨。關于上海的外文路名，當然是租界的產物，與西方侵華史有聯系，但取消的過程卻是相當漫長(不要以為用中國省和 城市為上海的南北、東西馬路命名是“國貨”，最初也是租界當局確定的)。我1944年五歲上學，學校原為工部局西區小學，非常出名。那時的記憶就有了。到 抗戰結束我們搬去虹口為止，整個上海的孤島、淪陷時期都是住在愛文義路的。其時，家父在幾家報關行(替商人履行向海關報稅手續的機構，是私營的)做職員， 收入頗豐，才可能在被稱為“上只角”的滬西靜安寺地區租住如此的新石庫門房子。8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去上海住在延安西路美麗園，離靜安寺很近，中午便尋到 該處房子，發現它竟完好如初。前幾年領著親友又去看過，附近的老房子拆遷到我們那條弄堂就停住了，想必是尚可使用。四壽邨呈L形，很短，每家獨戶居住，聯 排的三層單開無廂房的石庫門，一條死弄堂僅七八人家而已。石庫門是近代上海最有特色的市民用房，真正有錢的人住的是單棟洋房，甚至花園洋房，其次住歐美風 格的公寓，此外的新式里弄房子和石庫門也要選地段、擇新舊。石庫門在上海的歷史從清同治年間開始，到1940年代大概一半以上的滬人都生與斯、居于斯。它 有老式與新式之別，我們這算是新式的。石頭的門框、門楣和對開的黑漆木門，上有門環，為石庫門房子所必備。大門照例不開，都走后門。我記得有一年七月十五 過中元節，大門忽開，為的是外面有泥地可遍插香火，小孩們守歲一般熬夜等著收撿香棍玩呢(這個節在香港現在仍保留著，我碰到過)。進得大門是一天井，家里 當時租過駱駝祥子拉的包車，就停在那里；父親的朋友領來過一只狼狗，拴在那兒狂吠，我們小孩子又怕聽又想聽。然后經過傳統的落地門扇便是客堂，為吃飯會客 之所。后面是灶間、后門。灶間與客堂之間是樓梯，很陡很暗的木樓梯。一上去便是亭子間，它處在灶間之上、曬臺之下，一般做傭人房或堆雜物，我家是做洗浴 間。因為是陰面的房子，下熱上涼，單獨出租較為便宜，所以深得初來上海灘的青年夫婦或左翼貧困作家們的青睞，久而久之便釀造出一種“亭子間文學”和“亭子 間文化”了。從亭子間折彎，沿樓梯再登上去，便是二樓正房。如果沒有三樓，便是典型的“一樓一底”。三樓有的是利用屋頂空隙搭的，叫假三層，大的閣樓置放 雙人床、柜子都沒有問題。閣樓在屋頂開出的窗戶便是“老虎窗”。這種樓房如一家獨住是挺舒服的，住戶應是中產階級，比如四壽邨我們對面的一家是工廠主，家 里裝著電話，客堂里掛著當紅的紹興戲(越劇)名演員照片，不知道是袁雪芬、傅全香還是徐玉蘭。旁鄰一家的客堂里，擺著貴重的紫檀木棋桌，小時覺得神秘。家 長們都忙，互相客客氣氣，并無多少往來。而“小康”市民家庭溫飽之余，一是過節氣氛濃厚，春節元旦端午中秋幾個大節外，清明、中元都過；二是業余生活多 樣，家父每日上班情景我見不到，回來應酬繁多是明顯的。家里經常有朋友來吃飯，吃飯的理由主要有歡迎新同事、過生日、嬰兒滿月、親友聚散、搬家等。城市里 都是租房住，為“喬遷之喜”而吃的搬場酒便格外多，借口也最容易。出去的應酬主要是婚喪嫁娶，中式結婚吃酒席，西式結婚吃糕點，如果家里有孩子被邀去做男 女儐相，就分外熱鬧。飯后一般打麻將，八圈十六圈算是衛生麻將，通宵的雀戰亦是常事。所以我從小在咖啡豆的氣味中看懂麻將，便不奇怪了。還有是看戲(看電 影是以后的事)，因家父喜歡京劇，女親眷們喜歡的是越劇。叫“祥生”的出租車到大舞臺、天蟾舞臺、共舞臺看戲，是讓孩子們興奮的大事。我記得的海派連本戲 有《血滴子》，有《西游記》。戲園子中西合璧，賣冰糖葫蘆，甩手巾把子，煙霧繚繞，偌大的二道幕拉起來，上面是“美麗牌香煙”的巨型廣告。如果跟著大人去 “蕩馬路”，也是上海人的文化一課。最高興到南京路大新公司的地下鋪面去乘階梯式電梯，到三陽南貨店去買寧波吃食，最近處也有靜安寺的商業區可逛，因而養 成我一個男生并不討厭遛街的習慣。長大后，家里每月給點零花錢，主要用來坐電車，靜安寺到四川北路的一路電車整日在我家門前“帶根辮子”繞圈開著。過年必 穿新衣，去參加婚禮要穿新衣、穿皮鞋，這小皮鞋平時不穿，單等拜年、做客時穿，往往小了緊了，并不舒服，好像是專為大人穿似的。上學之后，我的興奮點就集 中在我的新閘路小學(西區小學，即后來的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上面了。這學校主樓三層，上音樂、手工課有專門的教室。走廊里龍頭的水是可以飲用的，中間休 息時排隊喝牛奶。禮堂能容納全校師生開會，還有演出。我第一次接觸的世界文學名著是《阿麗思夢幻奇游記》，就因在學校禮堂看了大型提線木偶戲《阿麗思的 夢》。最早讀的是《格林童話》，因為看了卡通片《白雪公主》。中國小說看的則是水滸三國的連環畫(后叫小人書)。就這樣，我在如此的環境下完成了我的早期 生活教育。我有理由把上海中等市民的生活水準和內地富庶地區如四川成都平原一般的地主家庭做一比較，衣食住行，文化娛樂，除“食”一項互有伯仲外，其余都 遠遠勝出。這是中國現代發展過程中，城與鄉、東部與西部不平衡性的顯著表現。

　　不過，這樣的日子在我家里沒有維持太久。三四年后，隨著父親離開報關行去從事不適于他的商業，我們家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先是搬家，從滬西搬到了 虹口的狄思威路，今之溧陽路。虹口在上海是個中間發達地帶，它位于蘇州河北(舊地圖標吳淞江)，自然比南部的中心區差；但它又夾在閘北和楊樹浦(今簡稱楊 浦區)這兩個工業區之間，還不能算“下只角”。特別是一條四川北路貫通了昔日的美租界和日僑聚居區，它擁有僅次于南京路、霞飛路(淮海路)的商業街市。我 家搬過去的是狄思威路一條新式弄堂，并非石庫門，而同魯迅大陸新邨的格局類似，只是舉架較低，門前的短柵和庭院幾乎是微型而已。最主要的是我們只能租住二 樓的兩間房子了。兩間里我住的那間還是騎樓(上海人叫“過街樓”)。弄堂里沒有活動的空間。我能記得愛文義路弄堂玩滾銅板、彈玻璃球、看人跳格子的情景， 可狄思威路弄堂里玩過什么一點也沒有印象。僅記得一個春雨連綿的季節，有只鳥雀突然誤撞入我兩面帶窗的屋子，被我視同寶貝一般養了好幾天，最后放生時還依 依不舍的。

　　這條弄堂叫什么“坊”，現在已記不住了。我的臺灣三妹生于此。1992年我陪她尋找出生地，是憑弄口路對面那家西式小菜場辨認的。與此弄堂有關 的比較風光的事情有二。一是我考上附近的新陸師范附小。這也是比較有名的學校，查上海辭典里它創辦于浦東，抗戰初期遭炸毀，光復后在虹口恢復。名校的標志 便是轉學也需考試，不亂收學生。這個第二母校位于九龍路和武進路夾縫的地塊上，對面的市立傳染病院現在叫第一人民醫院，學校所在原是塊空地，老地圖上標著 “瓦筒堆場”這樣奇特的名字，現為虹口中學。它三層樓的校房十分寬大，禮堂、草坪、球場、游泳池、假山，一應俱全。我后來帶學生去“瞻仰”過，他們都為這 么好的小學校舍咋舌。風光之二，是家父此間因赴青島、南昌各地曾坐過飛機。這在同學中是可以炫耀的。我并不曉得父親的經商實際已處于失敗局面，只覺得他帶 回的航空食品足夠我在小朋友中位置的升高。父親還帶回廬山的手杖、景德鎮的瓷器，那些瓷碗上燒得有“少吃多滋味”的字樣，瓷像是依父親青年時代著西裝照定 制的(現仍存)，都讓小孩子感覺新鮮。

　　新陸師范附小的延長線，是與我的文化維系。由校門口武進路西行，經一家著名的救火會(許多上海老照片集都有這家消防隊的紅門高塔身影)，便入海 寧路。這是四川北路中段的一個文化娛樂區，電影院、劇場、書店、商鋪林立。我在這里自買的第一本書，不好意思，并非文學名著，卻是本鬼故事。這里有虹口影 戲院，是上海最早的電影放映地；有國際電影院，后來在這里看過名噪一時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在勝利電影院戴了椅背上的“譯音風”，可以很便宜地看外國原 版片。從海寧路折進四川北路走過橫濱橋到豐樂里，是我祖母和大叔的住地。它在新辟的多倫路(舊稱竇樂安路)文化區之內，今日被呼為左翼作家的大本營：左翼 作家聯盟誕生地原中華藝術大學在這里，魯迅、茅盾、柔石等住過的景云里在這里，沙汀、艾蕪住過的德恩里在這里，彼此只有幾分鐘的路程。竇樂安路對面是內山 書店，處在施高塔路路口(今山陰路)，折入便是魯迅最后居住的大陸新邨了。在附近同四川北路相接的，還有魯迅用內山書店店員鐮田誠一的名義租下的狄思威路 1359號二樓的一間二十平方米的屋子，來放他大陸新邨住房放不下的六千冊圖書。這間藏書室曾經被夸大為魯迅秘密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地方。而不遠處的狄 思威路1269號便是抗戰勝利后郭沫若住過兩年的英國式住宅房。這些當然都是我有了現代文學專業知識后才知道的，但當年因與自己家和祖母家鄰近，我常去那 里。像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常使我難于啟齒，是因頑皮曾掉在進的一個池塘里。你可以想象，這幾乎是我少年時代天天走過的再熟悉不過的地方了。

　　但我家的日子卻越過越艱難，終于連狄思威路的房子也難以為繼，就趁我姑母全家遷移臺灣的機會，搬到了他們原住的東余杭路春陽里去。此地因離新陸師范附小的路程與狄思威路一般遠，所以我并沒有轉學校，一直在那里讀到六年級我們離開上海北上為止。

　　2002年10月我在上海九龍賓館參加胡風研討會，晚上陳子善到我房間來，我們對著窗外萬家燈火聊天。我突然說，這下面一片低矮黑漆漆的房子是 我住過的。陳很感興趣地問，難道你住在東余杭路？我點頭。陳說出我也感覺意外的話，說他也住過。于是這夜我們結伴做東余杭路游。九龍賓館就在狄思威路上， 隔了虹河(應當是“虹口”名字的來源吧)可以望到新陸師范原址，沿河才是九龍路。我倆由鴨綠江路進春陽里弄底，穿過長長的弄堂，然后抵達弄口的東余杭路。 我少年時覺這條老式石庫門弄堂其長無比，中間有近十排橫弄。我家窗下即東余杭路，是鋪面房，所以大門就沒有了；從后門進，灶間改住了一家人，前面是四開間 的榮昌祥南貨店；上樓亭子間住一家人，到二樓是兩家，我們分住一個前房、一個閣樓。亭子間上面的曬臺是公共場所，撐滿了萬國旗一樣的曬衣竿子，通曬臺的樓 梯下放置了一排煤球爐子。如果不是被南貨店分割，應當有七八家住在這近似愛文義路一戶的空間里，我們過得就更像是“七十二家房客”的擁擠無廚房無馬桶間 (衛生間)的石庫門生活了！

　　不過陳子善目測了我的石庫門房子后，卻說還好，至少不比他家差。我不知道搬來后父母的真切感覺，他們一定是大窘，不然不會在1950年初不顧所 有親友的反對，力排眾議，在春節前毅然離開上海。但我當年住在這里感覺很快活，因這里同愛文義路最大的區別是有生氣，滿弄堂都是人，日子是鮮活鮮活的。我 放學回來可以在弄堂徜徉，看大人們如何斗嘴，見少年郎學腳踏車穿梭其間，聽爆米花爐子砰的一聲帶出糧食的香味，而大變活人的戲法就在街上進行，真讓我生怕 箱子把人變成零了。一利一弊，雖然街市的分貝很高，但市民的生活就像開水沸騰一樣。早上的弄堂奇景之一是刷馬桶。天剛蒙蒙亮，家家后門的馬桶已排成隊了。 糞車進得每條橫弄好像有鈴聲，馬桶倒后用清水洗凈，長竹篾條扎成的刷子的沙沙沙聲音就響徹滿世界。之二是生爐子，分炭風爐和煤球爐子兩種。前者是要頓頓飯 生的(所以上海人都吃大餅油條粢飯團的現成早餐，或用開水泡隔夜飯，不生或少生爐子)，這之間弄堂里響起嘩啦嘩啦的扇扇聲，不久便見到各家門后的縷縷青 煙。生爐子要準備紙媒引柴和煤炭，要算計好做飯炒菜和沖熱水瓶的用量，可是飯偶爾能用點心充當，洗臉洗腳的熱水是不能沒有的，所以上海市民在節約的前提下 就有了奇景之三的上老虎灶。記得春陽里的老虎灶頗遠，熱水瓶帶著一個橫梁，有時我也幫母親去買過提過。那是當街一個大斜面的特殊爐灶，幾口大鍋，用水勺往 熱水瓶里注水就像川人添茶那樣要有一身技藝。這種老式石庫門房都無現代化的廁所、廚房，春陽里讓我見識了愛文義路和狄思威路都沒有的下層市民生活。如果習 慣了便會覺得方便，像每日必需的買菜，路口便有各色菜攤，六時開市，八時即散，假使要買更多更好的葷素菜可穿過一條狹弄到達漢陽路，不遠就是全市聞名的三 角地大菜場。生火對面就是煤球廠，買零食就在樓下南貨店，理發照相都不用走出幾十步路，看武俠的書攤就在窗下，有時吊個籃子就能把書吊上樓來。市民的生活 雜亂無章，卻生氣勃勃，充滿了人間氣息。

　　與陳子善夜游的時候，報上已發表過宋慶齡可能是在東余杭路出生的消息。那是在此路530號發現了宋氏老宅，為宋慶齡父宋耀如致富后于1890年 在滬地所建。兩層樓的石庫門房，前后天井，用木樓梯連接兩個院子，現雖破舊但基本結構仍然完好。宋慶齡究竟是生于浦東還是虹口，目前存兩說：有人以宋慶齡 說浦東口音的上海話為據，但接著就有人指出老上海話就是帶浦東味的；有人出示老地圖證明1890年東余杭路是河灘地，哪里有宅子，但接著就有人指出老地圖 未標有路卻實際已有房的情況多了。不過宋氏三姐妹都是從這里出發而去美國求學的，沒有疑問；孫中山先生1894年結識宋父得到極大支持，曾在此宅住過，甚 至在此計劃過廣州起義，也無異議。那真是我們的光榮。

　　我自然熱望宋慶齡先生生于此地，但那畢竟只有一個答案。我也不知道這場出生地的學術討論究竟如何落幕，但我相信東余杭路人有福了，上海市民得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