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海外華人寫作的四副面孔(陳思)

　　“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工程是由中國作協、中華文學基金會主辦，專門的編審委員會經過嚴格程序編選的青年作家作品集。自1996年開始，中國作協將編審、出版這套叢書列入扶植青年作家計劃，意在扶持文學新人、繁榮文學創作。

　　如今我們身邊那個被叫做“文學”的東西，若非面目可憎，就是形跡可疑�！凹兾膶W”越發小眾化和圈子化，商業文學又缺乏足夠動人的質地。于是，外 來和尚好念經。我們常常下意識地相信，遠方的事物更有動人心魄的魅力。一批“新海外華人作家”(改革開放以來走向世界的作者)，適時出現在文壇的地平線 上。

　　從2004年起，海外作家如嚴歌苓、蘇煒、王瑞蕓、張翎、陳河、陳謙的作品開始陸續發表于主流文學期刊。2007年之前，有書寫知青與紅衛兵記 憶的《迷谷》《米調》(蘇煒)，有演繹跨國經驗與女性體驗的《吳川是個女孩》《第九個寡婦》(嚴歌苓)，也有接續并深化“反思文學”的《姑父》和以寫實功 底見長的《畫家與狗》(王瑞蕓)，屢獲大獎的《空巢》《雁過藻溪》(張翎)。2008年度這批作家陸續推出更多作品，《小姨多鶴》(嚴歌苓)、《羅坎村》 (袁勁梅)、《西尼羅癥》(陳河)以及《特蕾莎的流氓犯》(陳謙)都躋身年度最佳小說之列，海外華人作家的整體實力為評論界認可。2009年文學刊物先后 發表了于曉丹的《1980的情人》、陳謙的《望斷南飛雁》、袁勁梅的《老康的哲學》、張惠雯的《完美生活》以及陳河的《信用河》《黑白電影里的城市》等， 《人民文學》《青年文學》為此還分別推出“新海外華人作家專號”(2009年第12期)和“留學文學主題”(2009年第9期)。在整個2009年，他們 的創作已在大陸期刊全面開花，無論短、中、長篇均有佳作出現，幾乎占據半壁江山。

　　經  驗

　　海外寫作的首要特色非跨國經驗莫數。提到跨國經驗，讀者首先會想起以《北京人在紐約》《月是故鄉明——中國姑娘在東京》《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為代表的“留學生文學”。以現在的眼光看，當時這類暢銷書，無非以“進入西方”與“征服西方”的想象性為賣點。

　　自上世紀80年代算起，國人大規模留學與移民海外已有30年。如今，那些西方奇觀早就喪失了轟動效應�，F今的海外寫作不再是走馬觀花，而是沉潛 下來，在經驗的長河中充分沉淀：一方面，作家從年輕人的打拼轉為描寫幾代人的心態，題材有了縱向的時間跨度；另一方面，隨著華人在海外站穩腳跟，生存的難 度比起當初亦有降低，對苦難、屈辱與歧視的敏感漸次轉向了對東方移民內部權力空間的重新發現。

　　陳河正是一位經驗型作家。上世紀90年代中期出國后，去阿爾巴尼亞從事藥品生意，竟一度遭到綁架，對他的救援行動還引起了國際關注�！侗唤壖苷� 說》和《女孩與三文魚》據說就取材自作者的親身經歷。陳河的短篇《信用河》(《中國作家》2009年第9期)對海外華人內部最新的權力結構洞若觀火：在 “西方——老移民——新移民”的三層關系中，父一輩的“金先生”先一步獲得了西方身份，并反過來利用這一身份戰勝子一輩的“文森特”，并完成對“阿依古 麗”的占有。新移民依靠華人社群來自我保護，同時亦在大部分時間中承受上層華人的權力控制——這是作家對海外華人真實困境的獨特審讀。此外，《西尼羅癥》 以一種致命的傳染疾病為引線，傳達一種動蕩不安、神秘莫測的生命隱憂�！兑寡病穼�1975年發生在中國一個小警察身上的故事，同樣滲透著神秘和不安之感。 這種不安是否源于某種“零丁洋里嘆零丁”的異域斷零體驗，我們不得而知；正如我們也無法確證，他2009年發表于《人民文學》的小長篇《沙撈越戰事》，是 否意在傳達海外華人對身份認同的困惑。但作品藝術形式與海外經驗的神秘關系，足以令人暢想不已。

　　女作家陳謙將女性特有的跨國體驗演繹得蕩氣回腸。她在《望斷南飛雁》中(《人民文學》2009年第12期)書寫了一個以“陪讀太太”身份出國的 女性南雁，在家庭責任和自我實現之間輾轉掙扎的心路歷程。在丈夫的回溯性敘述中，我們看到天資平庸的她以血肉之軀反復沖擊男性社會設置的“妻子”與“母 親”的身份桎梏，拋下別人強加于她的一個個“美國夢”，甚至不惜與自身的“母性”為敵，只希望活出真正獨立的“自己”。小說家把女性獨立的困境與價值放在 “陪讀太太”的時髦身份之中進行推論，以海外經驗的重新開掘深化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解放的母題，無論是在女性文學史或者海外華人文學史上都將留 下重要一筆。

　　歷  史

　　海外華人已經移民數代，形成了屬于自身的歷史。這段歷史既不同于西方史，又與中國史相隔重洋，其中浸透著移民先輩的辛酸血淚，儲存著文學書寫的 敘事潛能。北美華裔文學中，以追溯家族先輩經歷方式展開的華人移民史題材作品蔚為大觀，其中較為重要的有鄺麗莎的《金山：我的華裔家庭一百年漂泊史》、布 魯斯·愛德華·何的《茶壺烈酒——一個唐人街家庭的回憶錄》、湯亭亭的《中國男人》(又譯為《金山勇士》)、趙健秀的《唐老亞》、黃運基的《奔流》、伍慧 明的《骨》、徐忠雄的《家園》(又譯為《天堂樹》)等。

　　張翎的《金山》(《人民文學》2009年第4、5期)，就隸屬于這條譜系。作家以個人奮斗與家族境遇的小敘事填補大歷史的空白，詳寫主人公“方 得法”漂洋過海、賭命掙錢、挨餓受凍之中種種屈辱與苦難，甚至還不忘寫到留在故土的孤兒寡母六指與麥氏之間的愛恨糾纏。小說的苦難敘事自然印證了那句我們 耳熟能詳的說法：美國太平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都埋著一個華工的尸骨，每一顆道釘上都沾滿了華工的血汗”。

　　泛黃的歷史感氤氳紙上。一方面，張翎要為整整四代海外移民樹碑立傳，紓解那因無根的漂泊而帶來的心靈創痛：第一代移民離根遠游，流落天涯，于異 域別求新生，卻仍藕斷絲連；同樣顛沛流離的第二代致力于落地生根；出生于移民國的第三代華裔則將自己連根拔起，裸露著根須在異鄉重植，力求掙脫華人烙印以 融入白人主導的主流社會；直到第四代，族裔苦難基因仍造成隱性的心理創傷，使得無根的他們終于回頭來尋根問祖。另一方面，在作品的局部，小說家以細密的考 證態度、不厭其煩的鋪陳以及文類的互滲來增進敘事的歷史感。比如各章節中以新聞報道和家書為引線，不斷穿插閃回，牽動大洋兩岸；報刊展現出排華法案等各種 時代風云變幻，李鴻章、梁啟超、孫中山等時代巨人在小說中的驚鴻一現則不時把小人物卷入宏大的歷史中，由此形成小說厚重的歷史氛圍。

　　更難能可貴的地方在于，張翎并不滿足于孤立的移民史書寫，而是采取了大陸——北美雙線展開的結構。晚清的鴉片泛濫、民國的軍閥混戰社會動蕩、日 軍侵略的家國危機、“土改”運動的革命暴力這些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危難，一一落到方得法飄搖的家庭之上。小說家并不僅僅意在留下一地嘆息，而是努力為 先人的犧牲尋求意義。雙線結構的最終融合，說明作家將海外華人的種種個人努力整合進救亡圖存、反抗專制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之中，使這些犧牲的意義得到彰顯。

　　思  想

　　獨到的經驗與歷史，將在旅途的終點結出豐碩的思想成果。我們也期待，作家們的“跨語際實踐”不僅舉杯澆彼岸的塊壘，亦能凝思紓解此岸的心結。海 外寫作是否已能為復雜的中國本土問題提供足夠動能，現在尚存疑問。但總會有一些有生長力的問題種子，出現在這些作家的寫作之中。

　　難以歸類的袁勁梅，或許更接近于這樣的思想型作家。在美國克瑞頓大學擔任哲學教授的她，偏好的是中西文化差異及優劣比較的大主題�！读_坎村》 (《人民文學》2008年第12期)一開始幾乎急迫地開始了這樣的論爭。小說開篇引出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中有關正義的定義，由發生在美國的一個華人家 庭的“虐童案”入手，對比“羅坎斷案模式”(羅坎村可視為中國宗法社會的微縮版)，從而探討中美文化有關司法公正、倫理公正、社會公正等諸多命題�！独峡� 的哲學》可看成《羅坎村》的姊妹篇，采取同樣的大架構、大眼界。在這篇作品中，中國文化的代表是中國男人老康，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則是主人公“我”與兒子戴 小觀。文化沖突照樣在家庭中展開，小觀和老康，兒子和準繼父背后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上演一出出近身肉搏。作者用小標題歸納出每個故事的主題：等級 秩序的倫理觀、相對主義的是非觀、法意識的混亂，對應的全是老康這個中國男人的“臭毛病”。小說中占盡上風的是兒子小觀，當他在這場漫長的斗爭中由童年成 長為青年時，老康終于“換了個角度看世界”。

　　問題或許不僅是“換個角度看世界”這么簡單，只是這種孜孜不倦對形而上的追求以及一種積極回應與反顧中國的思考姿態，并不容輕視。我們的確不難 找出思想層面的某些疏漏。作者對中國文化的回望與反觀，容易陷入一種單向度的觀看模式，只盯著文化之隔，看不到人性與歷史境況的“通”，對于中國文化生成 的特殊環境和它的合理性，也就多刻薄少同情；不僅老康附體的中國文化，就連敘事者力挺的西方文化的復雜性，也遠非作者那幾條簡單的概括就能言盡�？墒�，袁 勁梅的價值正在于，她提出了當代文學所不曾想象的新問題，而這問題只能在另一種文化的觀照視角里才能呈現。

　　青  春

　　第四種寫作形態并不天然需要作者的人生經驗、歷史洞見或思想深度，它更接近于某種青春情緒的自然流露，一種成長意識的自發宣泄。這種寫作形態內部并不穩定，往往隨著作者的歷練、見識、學養不同而差異極大，亦時刻充滿了朝任何方向變革的可能性。

　　留學新加坡的張惠雯恰恰體現了青春型寫作“在路上”的特征。這位年輕作者出生于1978年，身上依然保留了先鋒文學的濃重氣息，有意在創作中保 持著與精英文學的若有若無的聯系。中篇小說《空中圖書館》(《人民文學》2009年第12期)就可看做她向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致敬的作品。如《徭役場》 《迷途》《島》這樣凌空蹈虛的作品，亦可看做她向博爾赫斯及其中國先鋒派們的一個個遙遠而意味深長的鞠躬。長篇《完美的生活》(《青年文學》2009年第 9期)并沒有延續張惠雯此前的先鋒風格，反而由“虛”入“實”。小說由對意象的描摹轉入對現實的關懷，其間的轉變并未見到太多斧鑿的痕跡，而其直抵人心的 冷峻論調一以貫之，更為小說之“寫實”平添了幾分力度。小說題名為“完美的生活”，卻是為了對照主人公們生活中的種種不完美，在新加坡這個熱帶雨林的美麗 國度里，主人公們學習、工作、戀愛、結婚，螻蟻一般匆忙平凡，于閑隙中卻也不曾忘記生活的精致細節，時時流露出物質豐足的驕傲情緒，而這一切微小的歡樂與 憂愁，在“漂泊異國他鄉”的大背景下顯得尤為觸目驚心。

　　另一位作者笛安則是徹頭徹尾的“80后”，身上先鋒派的遺澤也就更淡些。留學法國的她與另一群商業包裝的“80后”寫手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她更 愿意真誠直面自身的經驗。笛安的《塞納河不結冰》雖然未見如何成熟，但在這樣的浮躁時代已然彌足珍貴。小說寫“我”、藍纓、蘇美揚在法國的留學命運。 “我”與“藍纓”慵懶、孤獨、世故卻依舊脆弱的形象與得過且過又相濡以沫的情感，映射出整整一代人真實而無奈的生存狀態；蘇美揚亦鬼亦魚的身影，則構成作 者心中模糊卻美好的理想——笛安終究還是讓美好的理想留下了一點可能的尾巴�，F實的冰雪早已讓人不寒而栗，笛安的塞納河偏偏不結冰。因為年輕作者的一顆真 心一直暖著它。

　　經驗的厚重、歷史的蒼涼、思想的深邃、青春的激蕩，海外文學的四副面孔展現在讀者面前。

　　當一種新的未知文學力量來臨時，我們總會既忐忑又興奮地描摹它的面容。一旦熱望降溫，“海外新華人寫作”依然要自己去面對種種困境。時勢比人 強，這四副面孔在進入文壇之后，又將經歷怎樣的表情變幻：是一步步流為文學腔的自我復制，是迅速加入尋求資本“包養”的從業大軍，還是一如既往，神情淡 定？

　　(摘自《現實的多重皺褶》，作家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