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規范”之我見——兼說“專家之上的文人”(劉緒源)

　　謝泳先生一篇《西式論文的負面影響》(見9月18日“筆會”)激起浪花幾重，徐建融與陸風亭兩位先生的文章(均見10月12日“筆會”)更把問題引向了深入。我以為，三篇文章都好，都從自己的角度作出了有深度的思考，這確是一場既有現實迫切性又充滿學術趣味的爭鳴。但我覺得，現仍有一些模糊之處尚可進一步厘清，一旦把這些弄明白了，三位作者的觀點其實就能統一。這里主要就陸先生的文章略談我的淺見。

　　首先要肯定的是，陸文突出強調了“不僅文學和文化思想要現代化，學術也同樣要現代化——即必須要走綜合分析、系統論述之路，而在這方面，西方學術仍是我們的榜樣，它的獨立發現問題的問題意識、綜合分析的學術思路、邏輯化地呈現思考過程的述學方式，都應該是我們努力學習，而不該拒絕的”。這一點無疑是對的，另二文都沒有它談得鮮明有力。事實上，西式論文所體現的學術規范，并不是我們古已有之的東西，能將這些“拿來”，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大事，我想這是沒有多少人會否認的。

　　但同時，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在作者看來，像陳寅恪、錢鍾書那樣的文章，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究竟居于一個什么地位呢？陸先生開篇就說：“謝泳先生……因此倡導學術寫作重回古典學術諸文體的路子，且將胡適、陳寅恪、傅斯年、錢鍾書的著述視為論文之典范，恐怕有些不明實情�！睆暮笪拿枥L的“實情”看，似乎這幾位的著述與當下規范的西式論文比起來，還或有不逮(不然，他也不會指謝文是“倡導……重回”過去的路子)。我以為，這是陸文最為纏夾的地方。從古典學術到引進西式規范，再到這幾位大家的著述，這是走了一條進而復回的“之”字形嗎？非也！這恰恰是兩次巨大的飛躍，呈現為一種“否定之否定”�，F在謝泳先生和徐建融先生指出的問題，其癥結所在，就是人們看不到后面一次飛躍之重要，還以為實現了前一次飛躍就可大功告成。事情的詭異卻在于，只有前一次飛躍而沒有第二次飛躍，誤認第一次飛躍即學術發展的唯一要訣，事情就將走向反面，就難免不出現謝、徐二位所指的種種毛病。且容我細說。

　　所謂學術規范，對現代學術而言，其實并非“最高標準”，應該說，它僅僅是“最低標準”。打個不太嚴格的比方，就像做舊體詩，先要掌握詩詞格律，不然就會“失對”“失粘”，出現“直卜落脫索”之類的笑話；但僅僅掌握格律就能做出好詩？當然不是這么回事。西學規范無疑要比詩詞格律宏大和復雜得多，但論文的“不好”或許可以用它衡量出來，論文的“好”則未必依這樣的尺子即可把握。好是無限的，好上還有更好，規范則只有這些，對于那些好到云天之上的高文，規范恐怕只能匍匐于地，望塵莫及。那應該有另外的標準了，規范所解決的只是合不合格而已。而格也并非絕對的，大詩人常會破格，古今中外識者都不會太計較。好文章也可破格，有時規范已潛存于文章格局之下，已不成為問題，對這類高文如只用機械的尺子去量，只用最基礎的規范去套，那就難以做出恰當評價，這也會成為笑話，其好笑蓋不在“直卜落脫索”之下耳。

　　西式論文的學術規范，是通過西式教育培養和訓練的，這種教育的目標是造就專家，所以學科之間有明確的分工。西式教育的學位名稱，如“碩士”“博士”等，其實很不準確，碩士不“碩”，博士不“博”，它們的特點只在專和更專，學問路數傾向于深而窄，卻非寬博。這當然無可厚非。但這樣的教育，只是走向專家的第一步，并非有了這些學習經歷就一定是專家了；也并非一旦真的成了專家就一定是最好的專家。不記得是聽章培恒教授還是朱杰人教授說過：“博士碩士，依然是基礎教育！”我想，至少對人文學科來說，這話絕對有道理。過去有句老話：“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闭f的就是進門后的發展，如果學校里的課程是有限的，那畢業后的發展則可以是無限的。然而，如以為學校的這些就是一切，經過了那樣的規范訓練就成了天下第一，那就命定要跌跟斗�，F在往往是：“師傅領進門，舉動看師傅。只按規矩走，雷池不越步�！睂懻撐臅r有的只按規范要求去填，缺什么就找什么來補，補齊填滿就以為是好文章；學術評價機構有只按規范來量的，幾個方面都齊就是好文，是否真有學術創見則在所不顧——這就是把最低標準誤作最高標準之弊。學術論文質量總體下降，這至少是原因之一。

　　當年林語堂博士從哈佛和萊比錫大學畢業，是西式教育一流高材生，開始也是不可一世，但在遇到魯迅和周作人，看到他們的絢爛文章后，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差距。他在畢生唯一的學術論集《語言學論叢》(開明書店1933年版)的前言中，說了幾句老實話：“這些論文，有幾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國時所作，脫離不了哈佛架子，俗氣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討厭。其時文調每每太高，這是一切留學生剛回國時之通病。后來受《語絲》諸子的影響，才漸漸知書識禮，受了教育，脫離哈佛腐儒的俗氣。所以現在看見哈佛留學生，專家架子十足，開口評人短長，以為非哈佛藏書樓之書不是書，非讀過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讀書人之俗，也只莞爾而笑，笑我從前像他�！边@話今天重讀，很有現實意義。

　　其實不論魯迅、周作人，還是胡適、陳寅恪、錢鍾書、傅斯年，包括后來的林語堂，無一不經過西式教育的嚴格訓練，他們都不是傳統文人，而都是現代學者，所謂學術規范，對他們來說，都是滾瓜爛熟的東西，他們寫文章并不違反規范，毋寧說已將這些規范化有為無，達到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而且，事實上，他們都已不光是專家，早已超越了學校所能培養的“專家”程度，而成為“專家之上的文人”了；他們的文章，自然也非一般專家所能比了。

　　為什么中國最優秀的學人往往會成為“專家之上的文人”(趙元任、潘光旦、費孝通、林漢達乃至王元化、施蟄存、吳小如……無不如此)，而不滿足于當一個專家呢？這與中國文化的特點大有關系。以前的中國社會不是專家社會，正如以前的中國文章沒有西式規范一樣，這本來是缺陷，是不足；但其中也有高于西方社會與西式文章的元素在，這一點如不看到，也會使我們陷于迷茫。所以此處再撥出篇幅，略涉有關中國文化的話題。

　　前幾年因與李澤厚先生做過兩本對話，對他的著述有了較為仔細的研讀，我發現，似可將他有關中國文化特征的論說概括為如下兩方面：在認識論層面，中國更強調“常識”；在存在論層面，中國更強調“日�！�。前者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生存的智慧”(以區別西方哲學的“思辨的智慧”)；后者體現了中國人的“樂生”，熱衷于“生生不息”，熱愛日常生活(這與中國沒有宗教，只有“一個世界”有關)。這一概括得到了李先生的首肯。但除了“常識”和“日�！�，中國文化還有沒有其他同樣重要的特征？我以為有，這第三點，就是“專家之上的文人”。

　　較早涉及這一問題的，是一位美國漢學家——約瑟夫·列文森(1920—1969)，此人在漢學界的地位當初僅次于費正清。他在代表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譯有廣西師大出版社2009年版)中，以科舉制度和明清繪畫為例，指出中國文化精神其實是一種“非職業化的業余精神”，在明和清初尤其盛行“反專業化的文人傳統”；“只有當近代西方的沖擊動搖了……紳士－官僚－文人的地位時……‘非職業化’觀念才會不知不覺地為‘專業化’觀念所取代”，舊傳統才會被“生活在科學和革命時代的新青年”所反對。作者的觀點形成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它延續了“五四”批判精神而又比當年的國民性批判更為系統和嚴密。他發現了傳統中國不是專家社會，一切權力都由科舉出身的“非職業者”掌控，而寫八股文與畫文人畫一樣都是重復古人和遠離現實，導致“創造力”嚴重匱乏，這都說得相當深刻。但他同時又有一種西方式的偏見和誤解。他沒有看到，不管是明清還是更久遠的時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并未停止發展，是誰在推動這發展？肯定不是西方式的專家，其實，恰恰是由中國特有的“專家之上的文人”推進的。中國文化所特有的圓融渾厚令人咀嚼不盡的滋味，離不開這些文人，而這恰恰是單純的“專家社會”所不可能有的。到了“五四”以后，大批新文化人經西方名校培養，早已是嚴格意義上的“專家”了，但他們并不滿足于一份專家的工作，他們的趣味、愛好和專長往往是多方面的，此即龔自珍所謂“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一”。他們之才，不是學校教育所可籠括的，他們的眼界更高，追求也更深更博，所以他們絕不會把學校里的那些東西看得高入云天，更不會把合格與否的低標準看得高不可攀。而他們自己的為人、為文、為學，才會隨著畢生的生命追求，一步步高入云天。推動他們走到最高處的，不是西方的專家化的教育和規范，倒恰恰是中國文化固有的“專家之上的文人”的傳統。

　　經過西式規范和西式教育的洗禮，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應該更能發揚光大。我以為，這里的關鍵，就是不能在引進西式規范這一環節上止步，不能把最低標準的引進誤作最高甚至終極標準，不能以此限制更好的文章和學人的產生。倘如此，西式文章的負面影響就有希望消除，中國的學術文章或將迎來百花齊放的局面。